如何处理好通俗化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创作者的难题。俄罗斯当代作家佩列文集畅销书作家和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家于一身,其科幻小说《超人类主义公司》既是严肃文学的经典之作,又是一本广受读者青睐的畅销书。本文运用乌克斯库尔的自然文本分析方法对该小说文本进行深入解读,提出其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摆脱建构主义理性羁绊而回归自然,以跨越时间的间离效果实现陌生化,从而放过读者并释放意义,敞开阅读空间。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时常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备受读者追捧的畅销作品往往难以得到批评界的关注,而批评界聚焦的作品又常常得不到普通读者的青睐。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ВикторОлеговичПелевин,1962—)被认为是当代俄罗斯严肃文学作家中唯一一位畅销书作家,在其众多读者之中,甚至不乏自称“除了电话号码簿什么也不读的人”。佩列文被称为是20世纪“60后一代”作家中“最著名、最神秘的作家”,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网络时代的迷幻版纳博科夫”,也被欧洲文坛誉为当今最富才华、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2021年8月,佩列文推出了他的第二十部小说《超人类主义公司》①。从2021年9月埃克斯莫(Эксмо)出版社公布的数据来看,此书上架一周便居销售排行榜之首,延续了佩列文“最畅销书作者”的名气。2022年2月3日,《超人类主义公司》获全俄文学奖“2021年度国家畅销书”提名,成为文学评论界热议的话题。那么,佩列文究竟以怎样的创作方法吸引读者,又是如何处理通俗化与文学性之间关系、把握文学陌生化的“度”的呢?
半个多世纪前,爱沙尼亚裔德国生态符号学家乌克斯库尔(JakobvonUexküll,1896—1944)创建生态符号学理论,开创了以返回“环境界”(Umwelt)为核心的“自然文本”(nature-text)分析方法。本文尝试运用这种方法阐释佩列文的艺术表现形式,揭示其创作如何走出现实的羁绊和理性的局限,如何结合后现代主义元素与科幻形式,实现了文学通俗化与陌生化的有机融合。
一、脑体分离:摆脱建构理性的羁绊人类理性往往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源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更是获取知识和真理的关键。科幻小说《超人类主义公司》描写了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环境改变,甚至使生命得以永生。同时,知识进步和科技成果又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社会科学领域中所谓真理和知识的产生,通常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权力场息息相关,法国思想家福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①佩列文的科幻创作即可以被视为以科幻形式超越现实、努力摆脱权力话语影响的尝试。
小说描述的是三百年以后智能数字化的人类社会。为了追求生命的不朽,人类已经能够将身体与大脑分开:人脑可以浸泡在特殊液体里获得永生。在新技术环境中,人脑能与生物机器人的虚拟身体自由搭配组合,人脑中被植入人工芯片,人类通过穿戴式设备进入虚拟现实,以满足各种需求。与身体细胞不同,神经元不会衰老,人类因此不会老化死亡。通过神经纤维产生的电脉冲,大脑获取对世界的认知,包括嗅觉和味觉、感知与思想、审美与情绪等,这些“现实”感知通过一束束电脉冲交互传导而储存在人的大脑内。运用人类第三代大脑芯片,大脑连接到外部大脑网络、模拟身体和世界的任务已经解决,由此形成了“超人类主义公司”(Transhumanism:9)。
小说《超人类主义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借未来喻今,指涉现实社会的等级分明。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中,权力与金钱依然是控制世界的王道,有权有钱的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只有寡头和有钱人才负担得起将大脑储存在地下银行的高昂费用,甚至在地下银行,人们也会因权力金钱的等级不同而分出高低。普通人却无法进入这样的银行,只能沦为被有钱人随意摆布的生物人;有钱人租用他们的身体,通过其大脑和眼睛感知世界。
不过,在小说里,佩列文并没有过多着力于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而是把环境作为书写的重点,揭示不同人物构成的未来社会。小说试图以人的大脑与身体的分离探讨理性的大脑与自然身体之间的关系,以此反思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利弊:既有理性革命的成果,也有人类大脑产生的理性自负,既有科学技术的成功,也有财富和权力的霸政。
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认为理性主义有两种类型,即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理性主义。进化论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自发的进化过程,而非人之主观设计的结果。进化论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主张社会改革应是渐进的、尝试性的,而建构论理性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①哈耶克肯定前者,因为它承认理性的局限性,又强调合理利用人的有限理性。哈耶克深刻批判了后者的局限性,反对理性的自负。②在哈耶克看来,建构理性主义反映了人类的狂妄自大,违背自然发展的渐进原则。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并非是理性的发明,而恰恰是“自然”的产物。佩列文在小说《超人类主义公司》中所构想的社会环境与哈耶克的论述有着一定的契合度。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人类在未来社会返回自然的肯定:“早期我们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一直都在生病——我们几乎被我们的本土星球杀死了。而现在我们回归自然,逐渐理顺,浊气平息,一切都变得透明……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纪。现在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Transhumanism:20)同时,佩列文对过于自负的人类也进行了批判:“你认为是‘你自己的东西’其实都是别人故事的碎片,由你的大脑拼凑而成……”(Transhumanism:191)小说以未来社会高科技生活环境为背景,对违背人类进化规律、唯我独尊的建构理性主义提出质疑,表达了对人体的完整性和回归自然环境的渴望。小说中,寡头和政客们可以不用等到肉体死亡便能搬到一个特殊的、受到良好保护的罐子里。罐子里的虚拟存在从穷人到超级富豪被分为十个层级。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所占层级状态(即地下大脑控制着别人的身体或处于模拟状态)便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属于“超人类主义公司”,该公司为地球人口配备了大脑植入物和布谷鸟项圈(类似于未来的智能手机),并在这些智能工具的帮助下将广告推向大脑,对人类话语进行严格的监控,甚至惩罚那些试图谈论超人类主义公司神秘联合创始人阿顿·戈登斯特恩(AtonGoldenstern)的人。在小说中,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似乎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永生,然而,灵魂被操控、脑体分离的人真的就幸福吗?
塔尔图符号学派知名学者蒂莫·马伦在《生态符号学的整一方法:自然文本的概念》一文中把自然文本分析视为揭示环境界与表征文本之间联系的研究方法。他说:“我把通过这两个对应物之间的意义关系形成的集合称之为自然文本(nature-text)……与书面文本相比,自然环境的结构以及对其的感知是多模式的。因此,自然环境和书面文本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对应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①在乌克斯库尔来看,一个经典作家的创作文本应该是“一对多”的,而这种关系就体现在文学文本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之中。《超人类主义公司》虽然是一部科幻小说,但作家却尽可能回避创作的主体性,让文本回归自然,给予阅读高度自由。
人类的科学进步显然可以造福人类,却也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在《超人类主义公司》中,科学无疑可以使人永生、理性帮助人掌控自然,但它带来的人生却丢失了美感、温馨乃至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未来世界,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美妙丧失殆尽。佩列文从正反双向揭示了理性的作用,表现出对科技发展的惊奇,又表达出对返回自然、追求人性的渴望。
乌克斯库尔曾指出,环境界是生命体通过它特有的感知和运动装置而进入和形成的世界,在他看来,自然环境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具有主体性的。②也就是说,环境界是由具有主体性的生命体所构成,因此它不是简单的被人类认知的客体。按照自然文本分析理论,人的认知行为首先产生于大自然,没有大自然的积极作用,人类的认知活动就无从展开,正如没有大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就难以想到要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出发点的反向认知无疑是第一性的,人的正向认知活动是第二性的,更何况人本身也只是大自然中间的一员。
二、间离效果:跨越时间的陌生化艺术“间离效果”又称“陌生化效果”,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舞台艺术表现方法。这种方法要求艺术家在舞台上与角色保持距离,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彻底破坏舞台上的生活幻觉,其目的是促使观众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思考。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一切自然而然的事便会放弃理解。那么在小说作品中可否采用间离效果呢?在《超人类主义公司》中,我们看到作者将距离的陌生化置换为时间的陌生化,形成了一种跨越时间的陌生化艺术,让科幻故事情节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时间转换中,达到了读者阅读心理的陌生化效果。这种三维时空的交融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更容易唤起读者在时间间离中的思考,成功地融合了通俗文学的情节取胜与严肃文学的思想性元素。
小说由七个不同的故事组成,是佩列文的第一部故事体小说。作家创立了七个不同的叙事时空,这些时空彼此间不断交互运转,最终都是围绕超人类主义公司展开的。
故事中心的不变和情节的渐渐演进,激起读者不断增强的阅读好奇心,而时空的不停转换又给读者留下了思索的余地。整个故事围绕人体分离、生命永存展开,超人类主义公司的最高领导人阿顿·戈登斯特恩作为核心人物贯穿始终。小说人物在不同时空来回穿梭,如第四章登场的库库拉托夫兄弟,在最后一章作为主人公再次出现。更为奇妙的是,同一人物形象身上体现着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三种时空交织。埃克斯莫出版社发行的此书封面便是这一主题的直观体现:一个男性身体,有点大腹便便,身着中世纪骑士服,头部被类似光束一般的灯丝取代,端坐在巨型灯泡所构成的真空环境之中。这一奇特的形象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不仅增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也预示了小说多层叠加的叙述时空以及故事的神秘甚至恐怖色彩。
作品所描绘的幻象世界,实际上是作家运用大量暗喻所描绘出的现实世界的镜像,也是现实与未来之间的一次对话。在小说中俄罗斯被称为“好国家”,由社会主义的欧亚革命民主主义者、守护者“塞尔多博尔-布尔什维克”统治。而“罐子”这个词纯粹是俄罗斯人的替代词(Transhumanism:24)。对现有资本主义秩序及其附带表现(如身份政治)的强烈批评,关于阴谋思维的溯源,以及对谁是时代、性别、种族战争的主要受益者的思考等等,都同样地体现在未来社会中,尽管此时国家是否存在已并不重要,因为一切都听命于超人类主义公司的最高领导人阿顿·戈登斯特恩。小说也涉及了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精神病患、虐待狂、杀手、精神分裂症、同性恋、强奸犯、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义等。
小说中现实与过去的时空交错不只体现在生活层面,还体现在文学和精神层面。小说中许多地方都能引发读者感受到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布宁和博尔赫斯等作家的存在。比如在第一章开篇,年轻女主人公的睿智姨妈说:“十八岁的时候,任何一个女孩都以为世界是一个剧场,她在其中扮演朱丽叶,我记得。世界根本不是戏剧,亲爱的。世界是一个射击画廊。里面的人不是演员,而是目标。”(Transhumanism:5)在最后一章,库库拉托将军推开伊甸园苹果树下的门,来到天堂的后台,看到了《哈姆莱特》中大量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在绿色后碳时期,哈姆莱特的形象得以展示:眼睛上沾满灰尘,手中的罐子则显示出活跃的生命迹象——咕噜咕噜的泡泡和发光的绿色。他是塑料做的,后脑勺上有一块被切成西瓜片形状。在解剖学上精确的肉层下,骨头是白色的,头骨内空空如也,身体组织也被精密的塑料所取代(Transhumanism:188)。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位德国作家沙拉班·穆赫留耶夫,这其实是佩列文的化身。作家悄然将自己安插到故事中,便于更隐匿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熟悉佩列文的读者还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实际上有作者对自己过去作品的大量引用:广告主题的出现容易使人联想到《百事一代》,这在遥远的神经植入式未来刮起了第二股风潮。《超频同性恋》(“HomoOverclocked”)的最后一部分包含了《帝国Ⅴ》(EmpireⅤ)的相关内容。《小猫》(“Кошечка”)的一部分让人想起了较早的故事《尼卡》(“Ника”)……针对超人类主义公司的过去和现在,佩列文引用了汤姆·斯托帕德的剧作和影片《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腾之死》①加以描绘,而另一部分的标题《米佳的爱情》(“Митиналюбовь”)当然不言自明,乃布宁的名作。
时间是文学作品经典性内在构成的重要维度之一。从历时性角度考察,时间维度体现在传统、现代、未来三个历史性面向的贯通。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使文学作品能在任何一个时代被阅读欣赏,其艺术生命也在历史长河中得以延续。正如有学者认为,作为彻底的虚构性文本,科幻作品创造了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新世界,这一新世界具有特殊的时间空间形式。②科幻作品指向未来所表现出的时间性,与现在时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超人类主义公司》中,有这样一段话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的看法:“历史毕竟只是为人们指定的一个过去。它可能是今天的,曾经是昨天的,也将是明天的。而为了生活,正如网络大师教导我们的那样,人应该活在当下,没有必要偏离它,因为它极其狭窄,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给每个人。”(Transhumanism:25)在回答我们的世界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学这个问题时,佩列文也曾表示:文学的任何模态都应该与普通未来时态的形式直接吻合。③几乎在自己的所有小说中,佩列文都将时间设置在与当今社会相隔甚远的未来世界或遥远的古老文明世纪,且常以旅行作为小说主要情节,意在展现叙事的多时空、多视角,其间,小说主人公的追逐与寻求不是以一条直线或者朝一个方向进行的,而是在平行不悖的时空中开展各自的行动,并获得人物的动态与发展意义。①科幻小说《超人类主义公司》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多时空视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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