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在学界和创作界的以往认知中，阿来主要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以藏汉文化交融之杰作《尘埃落定》及“重述神话”系列《格萨尔王》等作品引人注目。然而，阿来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刊物《科幻世界》主编的经历及影响，却未得到充分认识和评价。

　　事实上，作为一位成熟的小说家，阿来的创作具有多面性和互文性，值得以整体视角加以理解。以“作家阿来”的跨文类写作为切入点，阅读其以笔名“米一”发表的科幻系列作品，将有助于全方位理解作家对于过去与未来、科技与人文、民族与世界的多维关照。而将“主编阿来”的跨界实践置于中国科幻文学史脉络中加以观察，则会发现以阿来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参与，在提升中国科幻文学的人文性与幻想性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聚焦“科幻阿来”的理论阐发，还可挖掘作家从文本创作到文化实践所秉持的“人文科幻”路径，揭示其内在贯通的世界观、文学观、创作论等对于中国科幻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阿来科幻实践的梳理辨析，本文将其相关主张和贡献概括为出“科”入“文”，即在科幻写作中以科技为基础，迈入对人文精神的开拓创建。相较于“科普科幻”的路径而言，阿来及其代表的类别堪称“人文科幻”。

　　一科幻观念：从叙事类型到文学幻想追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来自西方的概念“sciencefiction”经历了近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其中，如何界定“科幻”是文学界持续讨论的议题。从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学文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儿童科普”，至改革开放后的“类型文学”，科幻始终在科学与文学的双向引力间寻求独立的生存空间。①阿来的科幻观念，既是上述历史辨析之延伸，又具有小说家的独特视角。这与他从事科幻创作并兼任《科幻世界》主编的经历密切关联。作为中国重要的科幻阵地，《科幻世界》创办于1979年，前身为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科学文艺》，是迄今为止全国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文学平台。1996至2006这十年间，阿来先后就任该刊编辑、主编、总编及社长，走过一个科幻编辑成长的必由之路，也见证了90年代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家及作品的涌现与崛起。在他之前，刊物经过童恩正、杨潇、谭楷等前辈的艰难创建；在他之后，《科幻世界》成为中国科幻作者和科幻迷的圣地，凝聚着姚海军、拉兹等中坚力量的守护及创新。②可以说，阿来作为承上启下的科幻创作者兼实践者，其科幻观念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国科幻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科幻世界》任职的十年间，阿来的“科幻”认识经历了从狭义叙事类型到广义文学幻想的不断拓展。2017年结集出版的科幻散文集《大雨中那唯一的涓滴》开门见山地阐明了阿来的“科幻”认知：写出真正的科幻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它既与最前沿的科学思想或想象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对人性的洞察、对人类未来的展望有关。③初到杂志社时，阿来意识到：科幻在惯常的认知中是一种“类型文学”，甚至是区别于主流文学的、处于边缘的一种文学类型。为此，他直言不讳表达出对狭义界定的不满足：“我有持续兴趣的文学，是有关人、人世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学。那时，如果某种文学类型仅限于类型，而没有上升到某种人类命运的普遍性，我不会对之发生兴趣。”④如何突破局限，重新认识“科幻”呢？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科协向阿来发出工作邀请，阿来满怀人生抱负与工作热忱地写到：“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幻杂志，我想应该在塑造真正的中国科幻小说方面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主张科幻小说更靠近基于科学的想象，更靠近人类的探索精神”⑤。基于对“科学想象”与“探索精神”的广义追求，阿来于2003年倡导重新诠释“幻想文学”的概念与范畴：要打破国内目前幻想文学界里泾渭分明的现状，将科幻、奇幻、架空历史等等类型统一在幻想文学的旗帜下。⑥在笔者看来，阿来试图以科幻为起点，以人类想象传统为归宿，探索兼容多种幻想类型的文学范式，即区别于“科普科幻”的“人文科幻”路径，尤其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

　　就文学理念来看，阿来多次探讨“想象”的概念。他对于心理学式的“想象”界定有所推崇，即“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是人的头脑中对已经储存的种种表象进行加工改造使之形成新的形象和新的事实的心情过程”①。在其撰写的“界外”栏目寄语中，阿来辨析“想象”和“科幻”之间的关联称：“文学的幻想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便已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莫不如此，并不仅仅只是科幻文学的专利，超凡优美的想象力也绝非仅仅为科幻小说所专有。”②阿来认为科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幻想的集中体现，但他并不仅仅关注科幻小说领域，而是追求“让文学具有永恒性的力量”，即那些让人“愿意相信这种（不会真实发生的）事情真的会发生”③的幻想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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