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恩正小传

巴蜀书社　范勇

　　童恩正先生,湖南宁乡人,1935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庐山。父亲童凯教授,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中国无线电工业的元老之一;母亲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知识家庭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先生受益匪浅。

　　先生自幼喜好学习。在湖南长沙读高中,因患肺结核,曾在家休养两年。其间,先生仍不辍学习,除自学俄语外,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治病读书,竟然两不耽误。病愈之后,先生报名参军,欲投笔从戎,效力于祖国万里疆场,未果,乃潜心攻读。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走上治学道路。

　　先生学习优异,甫入川大,便获准免修俄语。先生兴趣广泛,虽然攻读文科,又对自然科学甚感兴趣,地质、生物、天文、物理、电子技术,无不涉猎,广采博收。五十年代末,先生随从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参加长江三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开始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在大学读书期间,先生激情欲喷,文思如涌,不断有文学作品发表,尤以科幻小说名世,其中《古峡迷雾》、《五万年以前的客人》等著作风靡一时,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

　　先生1961年毕业,分配至峨嵋电影制片厂任编剧,次年调回四川大学历史系,担任冯汉骥教授的助手,从事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生师从冯汉骥教授,将治学的重点转向中国考古学,在六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考古学论文。这段时间,他参加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对四川广汉中兴公社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曾只身一人赴茂、理、汶地区,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作调查,发掘二十余座受损的石棺墓。先生栉风沐雨,不辞辛劳,获得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先生仍未能忘情于文学创作和科普创作,除参加《十万个为什么》一书的撰写外,还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文学作品(科幻小说、惊险小说、电影剧本),脍炙人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即是其中之一种。

　　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曾被视为“白专”典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却仍对考古研究痴心不改,坚信祖国科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在困难的处境中,参加和主持了西昌大石墓的考古发掘,之后,埋头整理考古发掘资料,除与导师冯汉骥先生合作,发表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之外,又撰写了《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与龚廷万合作)、《凉山喜德县拉克公社大石墓发掘简报》、《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与张升楷、陈景春合作)数篇文章,从而在考古学界中崭露头角。

　　这段时间,先生还遵从冯汉骥教授的安排,已过而立之年始修英语,牛棚荒岭,陋室蜗居,孜孜不倦,勤学不已,终有大成:所译美国人类学家乔治·彼得·穆达克所著《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一书,其译笔之信、达、雅,深受学界好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生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相继发表了《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古代巴境内民族考》、《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与冯汉骥合著)、《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谈甲骨文父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等文,出版了学术专著《古代的巴蜀》,还发表了《雪山魔笛》、《神秘的大石墓》、《追踪恐龙的人》、《宇航员的归来》、《遥远的爱》等科幻小说。一时之间,文坛学界,声名鹊起。

　　在此期间,先生率学生赴西藏,亲自主持了昌都卡若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昌都卡若》考古发掘报告,即为当时成果之一。

　　1980年,先生作为第一位赴美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与哈佛大学作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在哈佛大学半年期间,将哈佛大学人类系图书馆所藏极为丰富的有关东南亚的民族考古学的文献搜罗殆尽,又在哈佛大学考古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研习石器微痕等考古实验技术。其用力之勤,学识之广,受到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赞誉。

　　在美期间,先生仍笔耕不辍,撰写《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等文。这些文章,注重宏观把握,注重理论,预示着先生治学道路面临着大的转折。

　　归国后,先生厚积薄发,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如《试论早期铜鼓》、《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试论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略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等文,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突破。这段时间,先生倡导和主持了六江流域民族考古综合调查,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的民族考古学调查,《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即为当时成果之一。

　　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1983年冬的昆明,由于众望所归,先生被推举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理事长,并多次被邀参加国际学术年会。

　　先生归国后写成的科幻幽默小说《西游新记》在国内引起轰动,其中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

　　1985年先生就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为川大博物馆的发展殚思竭虑,亲自制定和实施博物馆改展计划。主题明确,陈列新颖,学术性与知识性兼顾的川大博物馆,在高校博物馆中力拔头筹,受到全国博物馆同行的好评。

　　先生任馆长期间,主编了大型学术辑刊《南方民族考古》,为国内考古学界提供了一块新的学术阵地。先生在繁忙公务之暇,仍勤勉有加,相继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再论铜鼓》、《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文化》、《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南方农业起源及其特征》、《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等文。这些文章视野开阔,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注重横向联系,颇富创见,标志着先生在治学道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段时间,先生完成并出版了《文化人类学》,这是继林惠祥教授之后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二部文化人类学专著。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注重理论指导的结果。

　　先生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嘉惠学林,赢得学界同仁称许,1989年长沙中国考古学年会上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89年末,先生赴美,先后受聘于加州大学、宾州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

　　先生旅美期间,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吸收国内外最新成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相继撰写发表了《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的三十年》等文。由于成绩著卓,先生被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威斯里安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担任德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从而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考古学家。

　　1997年4月,先生因患急性肝炎,入院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不幸于4月20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克医院中,享年62岁。

　　回顾先生一生学术道路:追求科学真理、崇尚理性,献身中国文化事业。其情可钦可敬。

　　总结先生治学特点:态度严谨,重视实践,重视理论;视野开阔,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其法可效可师。

　　先生天资聪颖,文思敏捷,对民族学、人类学、古文字学等多种学科无不兼采博涉,而且多有创获。先生还是著名作家,我国科学文艺创作的先驱者,他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影协会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秘书长及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协会会员。先生的文学作品文情并茂,才华横溢,形象生动,思路新颖;由于善于把科学研究成果融汇在文学创作中,故而在科幻小说中极具预见性。

　　先生主持四川大学博物馆工作仅五年,该馆之有今日规模与成就,先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先生在四川大学执教三十载,满园桃李,遍植滇池蜀道,踪迹日美之间。师承遗训,流韵不绝,先生有知,亦当自慰于九泉。

　　先生性格耿直,平易近人,对待师友谦恭和睦,对待同事宽恕有礼;从不在背后揭人之短,凡有所求,皆有所应;奖掖后学,提携新锐;故深受学生爱戴,同志称许。先生嗜好众多,爱豪饮,善演讲,擅吉它,喜驾车,用电脑,观动画,兴之所至,皆寓情趣。生前曾计划探索中国南方丝绸之路,寻觅中印交通之源流,惜壮志未酬,哲人已逝,遂使吾侪后学,从此天人相隔,庭训难聆,徒增丧失良师之痛,倍感身负责任之重。风木之悲,离诀之恨,萦索于胸,情难自已。书此短文,聊表哀悼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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