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史论
边缘耀眼:中国通俗小说
60
年
汤哲声
引言:“通俗小说的语境”和批评标准的建立
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国通俗小说就一直处于被批
判的状态。批判的声音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统
的文艺政策将通俗小说视作为不正经的小说,甚至是
“黄色小说”或者“黑色小说”看待。直接体现这样的
文艺政策的是对通俗小说的多次整肃,其中最彻底的
是
20
世纪
50
年代。
1951
年大陆对武侠、言情等通
俗小说开始整理、整肃。
1955
年大陆开始用发文的
方式对通俗小说进行了清除、查禁。
(
1
)
北京、上海等
地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在民间基本上被销毁一空。有
意思的是几乎是同时,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开展了“暴
雨专案”。据史料:“暴雨专案”是台湾国民政府在文
艺管控政策下,专门针对坊间流传的通俗文学展开的
一次扫荡行动。项目实施于
1959
年
12
月
31
日,由
警总负责规划执行,据
1960
年
2
月
18
日《中华日报》
第三版刊载,“警总”于当月
15
至
17
日,于全省各地
同步取缔所谓的“共匪武侠小说”,一天之内,就取缔
了
97
种
12
万余册之多,许多武侠小说出租店,几乎
“架上无存书”;而《查禁图书目录》所列“暴雨项目查
禁书目”则高达
400
多种,其中九成以上是大陆“旧
派”及香港金庸、梁羽生的作品,显见此一行动,持续
颇久。
批判的另一个声音来自于“精英文学”(这个称呼
并不科学,但是找不到更好的称呼,姑妄称之),它们
视通俗小说不入流,是低俗的小说。以
50
年代出版
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出版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的史学著作为例,几乎毫无例外地将通俗小
说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逆流”。进入新时期以
来,这样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是通俗小说的
“文学地位”并不牢固。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与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不够。对现当代通俗小说的美
学特征的研究几乎没有触及。通俗小说与大众文化的
关系、通俗小说的大众审美观念、通俗小说阅读群体研
究等等问题没有深入的论述。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史学
研究还处于与新文学“争名份”的阶段,对现当代通俗
小说的史学地位的认识在学术界分歧较大。
但是与我们的文学政策和文学批评的状态相背
离的是文学创作的实际状态。不管通俗小说如何受
到批评,现当代通俗小说创作就是那么红火,特别是
当下中国的创作界,说现当代通俗小说创作占每年创
作总量的半壁江山,还是个保守的说法。说现当代通
俗小说的读者占现有的小说读者群的一半,还是个保
守的统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背离呢?是现当代
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趣味低俗和读者欣赏水平低下,还
是一些批评家的批评视角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指责
作家和读者是没有道理的,应该反思的是那些批评家
们。其根本问题是这些批评家的文化、文化观念以及
所带来的文学批评标准出了问题。这些批评家们总
是以他们心目中那一套理论(往往是教科书上新文学
理论)批评现当代通俗小说,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他
们对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美
学特征并不了解,只是在观念上本能地认为是低俗,
听到是通俗小说马上将其排斥。令人难以接受的是,60
2011/5 ·文艺争鸣·史 论
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往往以文学的正宗的捍卫者自
居嘲讽和挖苦通俗小说。当下文学评论脱离现实、脱
离读者需求十分严重,按图索骥、自说自话、自鸣得
意。令人哭笑不得。
根据这样的状态,我认为应该明确现当代通俗小
说创作观念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通俗小说的语境”和批评标准。文学是人类精神生
活和物质生活的形象反映,形象反映的深刻性、生动
性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终极标准,但是“条条大道通
罗马”,不同的“道”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有不同
的风景,只要能通到罗马都是好道。就像下棋一样,
围棋、象棋有不同的套路和规矩,虽然它们都是棋。
所以真正合理地批评现当代通俗小说就要了解中国
现当代通俗小说具有什么样的“路径”,究竟有什么样
的套路和规矩。
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延续。在
中国古代文学中小说本来就是“俗文学”的一个种类。
“通俗小说”是
1917
年新文学登上文坛之后,新文学作
家为了表明自我的创作是“新小说”,而将这个名称赋
予中国文坛业已存在的传统小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发
展,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在文化内涵、生产基础和创作
手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现当
代通俗小说是传统文化、中国新文化、世界流行文化的
混合体;在生产基础上通俗小说是商品经济导向下的
市场文学,对现代大众媒体特别地依赖,说现当代通俗
小说就是大众媒体小说也未曾不可;在创作手法上,中
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以中国传统小说为主,融合了新小
说和世界流行小说的众多要素而构成。这就是中国现
当代通俗小说所特有的“路径”。
了解了这一“路径”,我们就能以欣赏的态度看待
沿途的“风景”。
我们应该了解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观念是中
国传统小说的“写实主义”。什么是中国传统小说的
“写实主义”。
1920
年鲁迅在分析《红楼梦》时作了这
样的解释:“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
实,转为新鲜”,“总之自由《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
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
2
)
自《红楼梦》之后,中国的传
统小说“写实主义”就开始形成,那就是:通过人情世
故的“写实”,表现社会、体验人生。中国现当代通俗
小说就是这样的“写实主义”的现当代延续,那种以新
文学的“启蒙主义”的观念要求和看待现当代通俗小
说的做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偏颇的视角。
既然现当代通俗小说是市场的小说,追逐社会的
热点就少不了。当下的读者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当下
的读者又喜欢读什么类型的小说,都是通俗小说创作中
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通俗小说自然具有大众文化氛围
和草根阶层的心态。当下中国文坛上“官场小说”走红,
《蜗居》式小说被热捧,都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之。你
可以批评这些小说媚俗,但不可以用“经典化”、“陌生
化”、“距离感”、“人物中心论”等要求批评其浅薄,因为
根据那一套理论就根本创作不出来通俗小说。
中国传统小说本来就是讲故事,特别善于编故事
是中国通俗小说的特点。既然是讲故事,传奇乃至于
离奇就必不可少,否则就不会有《西游记》《镜花缘》,
所以我们不必用“荒唐”、“荒诞不经”、“胡编乱造”来
指责它们。既然是讲故事。模式就不可少。各种类
型的通俗小说有各种类型的模式,这些模式是各种类
型的通俗小说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美学
结晶,去掉这些模式这些类型的通俗小说就没有了特
有的“趣味”。我们应该欣赏的是作家们怎样变化这
些模式,就像玩变形金刚,都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模
样,它的趣味就在于怎样的扭来扭去。因此,要求通
俗小说创作“个性化”、“创新化”根本就不可能,甚至
是不能做。
中国的小说创作与大众媒体联姻是个传统,中国
古代最大众化的媒体莫过于戏曲和评话,中国古代小
说因此都有“戏曲气”“评话味”。现当代通俗小说几
乎是伴随着大众媒体而产生和发展。清末民初之际,
现代报纸产生,此时的通俗小说也就是新闻体小说;
以后杂志开始流行,通俗小说开始注意结构的完整;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电影逐步成为了中国人欢迎的
大众媒体,中国的通俗小说将很多电影的表现手法吸
收了过来。到了当下,网络成为了大众的媒介平台,
通俗小说的网络化自然就会产生。因此,要求通俗小
说摆脱媒体的影响,根本就做不到;指责通俗小说语
言“新闻化”、“网络化”,根本就没必要。
批评的标准建立在批评对象的适应性上,否则就
是“驴唇不对马嘴”。本文是对
60
年来中国当代通俗
小说的史学评论,是中国期刊上第一次如此完整、全
面地论述处于边缘却十分耀眼地中国当代通俗小说。
本文运用的批评标准就是“通俗小说的语境”。
通俗小说是一种体裁小说,每一种体裁有各自的
特点。基于此,本文根据体裁论述
60
年来的中国通
俗小说。
一、社会小说
小说都要写社会生活,因此仅以社会生活的描述61
分雅俗是没有道理的。这里所分析的社会小说是根
据既定的惯例,指那些运用大众化的创作手段,在题
材上主要集中或者侧重描述、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热
点问题的小说和社会世情的小说。
中国大陆的当代社会小说起步于
1991
年
8
月出
版的曹桂林的移民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小说
试图告诉读者一个事实:美国是一个天堂与地狱并存
的社会,中国人在美国拼搏可以成功,但是失去自律
的中国人就可能堕落、破产,甚至是家破人亡。在同
名电视剧的推动下,这部走红中国大陆,也引发了一
系列的移民小说的出现。这些移民小说引领着读者
向纵深处思考问题。
1992
年出版的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不
仅仅是告诉中国人美国是什么,而是试图通过女主人
公的生活经历对祖国和移民国的文化作出自认为客
观的评价。作家并不反感美国,甚至还有些以美籍华
人的身份显示出优越性,小说中她言必称“在美国”,
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向国人介绍美国社会,但是她也并
不贬低中国,而是强调中国文化自有它的特点,因为
那毕竟是自己的故乡,童年的记忆、初恋的重温、北大
荒生活的纪实处处流露出恋家的情感。与她这种“客
观性”的评价相适应的是小说的文体也尽量客观化。
周励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记者,小说中不断穿插着新
闻笔法,努力地告诉读者,这些她的所见、所闻、所感
都是真实的。
与周励这种两种文化并列共存的态度不同,之后
出版的移民小说都开始写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集
中地表现在两种题材中,一是育婴、育儿,一是婚姻与
性。王周生的《陪读夫人》通过中美两国育婴的不同
习惯说明两国的文化的差异,又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
造成了夫妻关系合家庭关系的紧张。几乎是同一个
题材,王小平的《刮痧》就写得更生动了,刮痧是治病
的方式还是虐童的表现,小说不仅仅是写文化差异造
成夫妻、家庭的矛盾,还触及到社会的观感、评价,甚
至是社会的法律。两部小说都写文化差异,但是在情
感的处理上不一样,《陪读夫人》最后女主人公蒋卓君
回到了家,但是心态似乎永远是孤独的,《刮痧》中的
许大同在圣诞夜装扮圣诞老人的举动感染了法官,表
演了一场中国温情战胜美国呆板的喜剧,两国的文化
似乎在亲情的基础上得到了融合和统一。不同的情
感处理表明了作者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婚姻与性的
题材的移民小说中,作者都强调中国人从来都是将婚
姻与性结合在一起,性就是爱情和责任,美国人则常
常将两者分开。这样的模式在移民小说中普遍存在。
在这类小说中,骁麒的《重返伊甸园》最有代表性。小
说中的男主人公吴为分别与日本女人、欧美女人和中
国女人产生感情并发生了性关系,日本女人就是奉
献,欧美女人就是索取,只有中国女人不仅有温情,还
有责任。小说虽然概念化的痕迹很深,却是将问题说
得再清楚不过了。
域外小说创作与阅读的社会背景是中国要进入
世界,趣味性和生动性来自于不同的人生观、文化观
的比较和对比,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地不断深入,原来
在比较和对比中寻找陌生感的新鲜和差异感的刺激
逐步地被平常化所取代,域外小说也就逐步地淡出人
们的视野。
90
年代之后中国大地上滚动着商业大潮,与普
通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股票、股市和波动,以
此为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也成为最有市场吸引力商
战小说。这类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股市的
平台上写金钱与道德、爱情之间的搏杀,小说的结尾
几乎都是主人公在取得金钱的同时,也是人生悲剧的
开始。徐俊夫的《股海搏杀》、《股海亡灵》;杜建平、戚
克强的《赢钱前后》;易迪的《股海遗梦》;园静的《股海
情殇》;钟道新的《股票大亨的儿子》等等都是比较有
影响的小说。在商战小说中颇受好评的是钟道新的
另一部长篇小说《非常档案》。这部小说同样写金钱
如何毁灭人性,同样写商界、官场的勾心斗角,但是最
令人称道的是小说写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所留下的大
量的漏洞,让那些不法分子有隙可钻,例如股份制改
革,国家是想通过此举将企业推向市场,但是大量的
国有制产却在改制的过程中流进了很多人的私有的
腰包。更为深刻的是小说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制度
下,想洁身自好都不可能,势大于人。
90
年代描写都市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都市
小说独树一帜。它们所表现问题具有特有的“都市
味”,这些“都市味”又都布满了当代社会的神经末梢。
大款生活是都市小说最引人注目的题材。
1993
年白天光写了两部小说《大款奶奶》和《大款爷们》。
小说笔走“极端”,尽写些大款们的奇事。小说用语调
侃,笔锋机智,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如果仅仅限
于叙述奇人奇事,那还只是反映了社会的那一群寄生
阶层的荒唐和空虚的生活,只能满足读者的某种好奇
心而已,这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这些荒诞的
行为举止的描写,时时对社会风气施以狠狠地针砭,
给读者留下弥久的回味。
显示当代都市生活特征的另一个话题是“白领阶
层”的婚姻爱情问题。表现“白领阶层”的婚姻爱情的
汤哲声·边缘耀眼:中国通俗小说 60 年62
2011/5 ·文艺争鸣·史 论
小说数量极多,其中的核心话题是如何对待“第三
者”。几乎所有的涉及“第三者”的小说都将其看作为
悲剧,但是对这些悲剧的思考又流露出作家不同的价
值观念。洪都的《遭遇外遇》写的是妻子有了外遇而
被丈夫杀害的悲剧故事。虽是妻子“越轨”,却得到了
小说作者深深的同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
的是王葳、夏洛特的《甜蜜的折磨》。这部小说的情节
并没有多少新意。少女爱上了已婚男人,已婚男人为
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就将少女介绍给自己的儿
子。把小说搅成婚外恋和多角恋爱是言情小说常用
的手法,因为这样的关系最容易写成感情的磨难。小
说的结尾同样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男女主人公分手
了,这是现有的“第三者”小说中的必然结局。小说的
深刻之处在于,它通过一则平常爱情生活的描述,引
发对当前爱情婚姻形式的思考。在当今社会中,男女
之间的感情随着婚姻形式的确定也就被锁定下来,在
已婚男女之间再出现感情别恋均被视为非份之想,而
被指责为不道德。这部小说却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已
婚男女之间的感情别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美好
的,真正丑恶的东西是那些束缚感情别恋的有形和无
形的绳索。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的冲
突来自于各自的思维习惯。小说的结尾暗示着生活
又将恢复正常,但是感情的伤口真的能愈合么?留给
读者深深的回味。
当代都市小说对生活在都市中的边缘人也进行
了反映。都市边缘人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生活在都
市社会底层的人;一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当代都市
小说一般都是依据“人穷志不短”的原则写他们的传
奇人生。邱伟鸣《巅峰的枪手》、孙少山的《垃圾箱里
的女人》、张晓东的《死亡瞬间》、安之的《跟狐狸们游
戏》等作品均可视为代表作。
通俗小说一直在追逐社会热点,并以此来吸引读
者的眼球,因此一些亦真实亦虚构纪实小说很是流
行。
90
年代初期,纷纷创刊的通俗文学期刊,像《今
古传奇》《章回小说》《民间故事》《通俗小说报》《中国
故事》等都相继开辟了纪实小说专栏,使得纪实小说
成了通俗文学期刊版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纪实小说多为一些中短篇,内容主要是回
顾已故历史名人轶事和揭示一些社会黑幕。
90
年代
中后期,纪实小说作家们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关注当
下社会问题,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中国的改
革从农村开始,经过近
20
年的改革,很多曾经辉煌过
的人和事都进入了历史总结阶段,此时的纪实小说中
农村纪实小说写得最有深度。它在反映改革开放政
策下的农村的新气象、新变化同时,还探讨了农村改
革的新走向、新问题。
1997
年《今古传奇》第
5
期上
发表的冯治的《中国三大村》是一部典范的农村纪实
小说。小说共分为《风雨大邱庄》《人间天堂华西村》
《红旗不倒说刘庄》三个部分,分别对天津的大邱庄、
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三个小村子成功改革的历
史进行了真实记录,进而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层次问
题提出思考。张宇的《新鲜的神话》、向华的《中国第
一“包”》、解永敏的《多事的乡野》、魏得胜的《敲起锣
来打起鼓》等一系列作品,总结农村改革成功典型的
经验教训以及对农村改革模式的反思,提出了农民的
素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司法体制建设、民主选举机
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所谓“官场反腐小说”就是描写、揭露官场生活和
官场腐败现象的小说总称。官场题材贯穿整个中国
文学史的创作历程,但集中描写官场现象的小说潮流
却只有两次,一是晚清的谴责小说,
20
世纪
90
年代
的官场反腐小说是文学史上第二次。
90
年代之初,官场反腐小说多为一些中短篇和
小小说,如梁寿臣的《花脸县长》、李继华的《绑票》、胡
飞扬的《破产》等作品,这些小说往往在一个相对封
闭、稳定的结构模式中来展现官场规则的一角,表现
官场规则的某一侧面,某一具体现象,情节十分简单,
人物模式化、概念化,通常在单一权力网络中考察腐
败的滋生。
90
年代中后期,官场反腐小说以长篇为
主,创作倾向也开始多元化,概括一下大致有三种类
型:
第一种类型表现的是官场中现实与人性、道德的
冲突。身在官场就得遵照官场的生存法则来主体建
构,个体的思维、言语、行为方式都要符合官场规范。
浑浊的官场现实,其冷漠无情的规则,对以接受传统
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官员群体而言,是残酷
的挣扎,面对现实,他们做出了各自的抉择,一部分人
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部分人在经历了抗拒、挣
扎、动摇之后最终走向了道德的彼岸。
90
年代官场
反腐小说对各类官员在善恶抉择中,丰富复杂的内心
世界进行精确描写的是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
事》、《苍黄》等小说、阎真的《沧浪之水》和王晓方的
《驻京办主任》等。他们的官场题材的小说主要描写
表现艰难而沉重的官场现实生活,作品中极少有鲜明
的反腐宣言,反腐的主题被他们虚化处理了,他们实
写官场生活中的冷漠、黑暗的一面,反对腐败的态度
隐含在对官场污浊的描写之中,所以如果从文本表层
来看,他们的小说更确切的表述是“官场生活小说”。63
第二种类型表现的是官场中权与法的较量。这
一类型的反腐小说往往以侦破案件为贯穿全文的主
线索,围绕案件的侦破来逐步展示权力与法律的正面
交锋。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平与陆天明。张平笔下的
官场就是一个“场”,“场”就是关系,平级关系、政敌关
系、同盟关系、裙带关系、官商关系、官民关系林林总
总的关系纵横交错便形成了官场这张密不透风的网,
在这张网的庇护下,非正义、不公平无视法纪一次又
一次重演着。张平小说的内涵在于揭示中国官场之
所以形成网络的文化根据,作者显然认为中国的宗法
制度和人治传统是形成官场腐败的网络的原因,反对
腐败就是要反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官场陋习,与集体无
意识斗争任重道远。但是张平小说中那种“清官收拾
残局”以及“大团圆结局”却也是表现出作者的人治观
念和理想色彩。虽然同样是写反腐英雄,陆天明小说
中的人物不仅仅是收拾残局,他们还冲在斗争的第一
线。《苍天在上》中的代理市长黄江北生动的形象不
是他最后怎样战胜了腐败,而是与腐败分子的直接的
斗争。《苍天在上》写反腐英雄,《大雪无痕》则写腐败
分子堕落的过程。小说试图告诉读者周密成为腐败
分子不是他本性恶劣,而是他是性格和身处官场的环
境而造成。侧重于写官场中的人性,陆天明的小说有
着更多的余味。
第三种类型表现的是对官场体制的思考与探讨。
腐败的本质说到底就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膨胀、失
衡、滥用都将导致腐败。作家们描写腐败与反腐败的
过程中,开始对官场体制进行认真思考,代表作家是
周梅森和田东照。周梅森的小说比较大气,他直面官
场的现实,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观照现行的官场
体制,对官场体制弊端的抨击尖锐深刻。《人间正道》
《中国制造》最能代表
90
年代周梅森反腐小说创作的
这一特点。田东照对当代中国官场体制的思考,主要
表现在他的《跑官》《买官》《卖官》三部中篇小说中。
这三部小说通过描绘官场黑暗的现实,在关系交错的
背景中对现行的国家干部选拔和任命制度的弊端进
行深刻反映。官职之所以能像商品一样随意买卖,实
际上还是中国官场人治的弊端造成的畸形现象。田
东照的三部小说可谓是当代官场的现形记。
吏治题材的作品中国古已有之,公案小说和晚清
谴责小说均有精彩之作;政坛腐败的批评,外国小说
作家也是津津乐道,很多有关丑闻、揭秘的小说常常
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如此密集、多角度地出现官场
反腐小说确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现
象。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党内腐败的问
题客观存在。党和国家决定对腐败分子的惩治的力
度不断加强,反腐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生活
素材和读者的关注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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