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在中国是“舶来品”，“舶来”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包笑天、吴妍人、鲁迅等人都为这一新的小说类型在中国的传播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年，鲁迅先生就曾翻译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并在《月界旅行·辩言》中盛赞西方“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科幻小说是“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痛陈中国科幻小说的稀落景象：“我部小说，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科学小说，乃如麟角”。鲁迅的“麟角”之语决非夸张，两年之后，中国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新法螺先生谭》才问世，作者徐念慈。尽管早就有鲁迅先生的大声疾呼，“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然科学小说始”，但时至今日，我们回眸中国科幻小说的百年发展，少有佳作的格局却并不能令人满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忙着“探索人生的生存与解放，与吃人的社会作斗争”。（巴金语）解放后，人们更忙着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样的无暇过问科幻小说。毫无疑问，是为了生存和为了更好生存的一个强烈的现实愿望严重束缚了中国人关注未来的眼界与智慧。科幻小说是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它的产生与发展都需要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处空间的科学意识与氛围。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这种科学意识与氛围不兼容。无论是中国人民所欣赏的老庄哲学还是他们所接受的儒家学说，对自然对社会都缺乏强有力的质疑的力量，时时处处追求“天人和一”，“物我无间”的和谐境界。如果说在质疑中，肯定的是人的理性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那么在和谐中则强调的是人的顺应的能力、协调的能力。“并不是追求新的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肇中语）于是，关注现实和回顾历史在他们成为一种习惯和需要。回叙过去也是为了现在，他们相信从历史里可以获得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现在的知识和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人虽对自然对社会有着深切而独特的感受，却始终未能从直觉感悟径直走向以观察、实验和理性推理为特征的科学思维。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有过洞彻千古的科学发明的辉煌。火药的发明刷新了人类自有史以来战争的形式，毕升的印刷术也一举改写了世界文化传播方式的历史。

然而，自那以后的更长的时日里，我们民族的科学意识却日渐淡漠亦是不争的事实。科学意识的薄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科学发展的关注程度，同时也会使人们漠视科学发展对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进而阻碍科学题材进入文学艺术家创作的审美视野。显然，那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描述竞争、挫折、永恒的爱与恨的故事要比枯燥的科学细节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中国人过分地关注自我的生存现状，期望生活的和顺康乐甚至期望着生命能够永存，因而古时中国人对于未来的幻想往往与长生不老的渴望密切相关，如秦始皇派徐福出使蓬莱，葛洪的炼丹术等。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炼金术士们却怀着物质的形态可能是变化着的信念在蒸馏器和火炉之间度过他们的一生，“为现代的化学开辟了道路”。（见《爱德华·泰勒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继而在中世纪的蒙昧尚未消散之时，哥白尼就以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统治西方长达千年之久的“地心说”，使得人类终于摆脱了我们的世界是宇宙的中心的妄想。后来一场更为浩大的“文艺复兴”终于将西方人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达芬奇说，真理不在宗教中而在科学中。自此，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在欧洲大陆上脱颖而出，为人类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这个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与手段，并催生出绵延至今长达几个世纪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辉煌。就在这样喧闹繁荣的科学氛围之中，派生出科幻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的形式。科幻小说具有很强的幻想性。在这一点上，科幻与神话应同属于一个数量级，它们都代表着作者所处的各自时代的大智慧，它们都是传递、延伸人类愿望的最佳载体。它们之间所不同者是：神话牵连着过去与现在，科幻则更多地纽结着现在与未来。科学幻想，显然是超越了纯粹逻辑的领域的，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感性的形象，依据现有的科学经验与成果，对未来进行前瞻性的预见。在这里，科幻小说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严肃性和现实性，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儒勒·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在十九世纪中叶曾以奇异的想象震撼了当时的世界，“它们建立在一种可望核实，可待应用的可能性的基础，建立在现代科学假设的基础上。”（让·加泰尼奥的《科幻小说》）它充分显示了人类对科学与技术本身幻想的冲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开拓了人类的知识和活动的范围，正是靠着这些技术手段把他们的许多愿望变成现实，而这一切又更加激发了人类竭力挣脱地球的万有引力，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拓展的充沛的热情。自由，这是一个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诱人的字眼，过去，人们借助想象获得自由，现在则是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关于自由的畅想。因而，对于制造可以自由穿越时空的“时间机器”技术的渴望一直贯穿了科幻小说史的始终。人们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拥有这样的技术来改变似水流年的时间与历史，自由往来于时间的隧道，让过去、现在、未来在人类的手里变成多重并存的空间。就连不容匡正的历史也有了修改重组的可能，人们可以去见证那些只停留在纸张和文物上的历史，终于有了与遥远过去、与祖先对话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与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的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幻想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重要样式之一。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实用意义的科幻类型，涉及到诸如工具的改造、新工艺的发明、新材料运用、生物遗传工程、科学探险（借助先进的工具）、星际奇遇等，它们更多地是在表现科学想象对于人类愿望的揭示功能。科学从这里开始变得无所不能，科学乐观主义的情绪也从中时不时扑面而来。正是因为人类有了科学，才使原本虚幻的未来变得可以预期，而在我们拥有科幻小说之后则使这一预期提前变成了现实。我国的科幻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乐观主义情绪支配下走过了漫长的“童话”时期，其典型的类型特征就是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作家对科学的某一方面的技术幻想———以科学奇迹为主要表现对象，并充满具有明确的教诲意义的文字，从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没头脑和电脑的故事》到绿扬的《鲁文基系列》莫不如此。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科幻小说一直栖身《少年文艺》、《中学生》，定位于少年科普读物。所以，解放后我国的科幻小说的成就在八十年代之前甚至没有超越三四十年代的高度，应该说科幻目标的形而下，就事论事，过于浓厚的功利色彩导致幻想性不足是遏制其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类型科幻小说对技术的拘谨，对科学原理、依据的繁复陈述也会抑制人们的幻想而使科幻小说变得枯燥乏味。在这里我们发现：中国科幻小说似乎缺少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科幻小说毕竟是小说，与真正的科学活动有着重大的区别。它并不需要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和严谨的推理来支持或是证明，小说所描述的内容在若干年之后，或许成为了一种现实，或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如威尔斯的《星际战争》，直到今天我们尚未看到任何能够成为现实的迹象。这可以从科幻小说对科学幻想陈述的稍显轻率的语气中加以证实，实际上它更专注于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疑，与对于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幻想相比，这是一个异常广阔的创作空间，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的重大发明、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都会构建出人与世界的一种全新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之下，人们所熟悉的哲学、宗教、历史、人类的爱恨情愁、对未来的憧憬与忧虑、人性的丰盈与失落相继走入科幻小说中，在此一一展现，一向被人们认为很小儿科的科幻小说也随之而获得了深邃的思想和充沛的情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视机与计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对它们在未来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诱惑都还尚未察觉。科幻小却前瞻性地预见到未来的人们摈弃了传统的阅读习惯，尽管这种习惯的形成已有了近千年的历史，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不断闪烁变化的屏幕世界里。科幻小说家们还幻想机器借助科学的力量不断地壮大的危险终于促使阿西莫夫发明了著名的“机器人法”：“机器人既不应该使任何人蒙受哪怕是最微小的损害，也不能因为停止活动而使人遭受任何微小的危险”。在这里，科幻小说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决不仅仅是唯科学主义的理性追求了。我们知道，科学活动通常是以认识世界为终极目标，探求其活动规律和存在方式，进而增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它时常会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激发起人们对它宗教般的狂热与激情。在对这个知识体系的认识过程中，科学就会排拒人的感情的介入，以力求其结论的客观、公正与真实。这就使得科学活动在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反映的同时，也显现了一种无法回避的伦理缺陷和负面效应。即人与人性的大权旁落，而人的创造物———科学，最终成了主宰一切的中心。因而，我们认为对科学更为正确的描述应该是：“科学意味着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为此，科幻小说承担起了辩误的职责，去真切表现人类对科学发展的两难心境。一方面人类怀着乐观主义的态度渴望着在科学不断发展中推进自身与社会的进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无悲观地注视着科学的发展，是否会逸出思想家、道德家所期望的轨道，给人类自身带来灭顶之灾，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亦不乏恐惧的神情。因为科幻小说由此而派生出的科学统治题材所触动的是人类渴望自由的那根极为敏感的神经。正如让·加泰尼奥在《科幻小说》中所说：“一切技术上的发现都被用来对广大的人类进行组织化、集体化、功能化，最终令其丧失人性。”早在二十年代，欧洲的科幻小说家们就已经在广泛的题材领域里关注着科学发展将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影响，思想的落脚点无疑是小说家们对科学突飞猛进发展最终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异化力量的忧患与焦虑，其中包括了对外来高度文明的恐惧，表现一种关注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的现代化主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和警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科幻小说显现出想象的局限性，在此遗憾地留下了诸多空白。如变异题材、世界末日、外星人入侵、渴望外来文明更加人性化等，这些题材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影响是难以走入中国科幻小说家的艺术视野的，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后亦鲜有表现。除此之外，中国科幻小说家角色的单一化亦是造成中国科幻小说题材单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可能并不缺对科学的热情关注，也不乏必要的科学知识与前瞻，他们中的多数人就是搞理工或是自然科学的。然而，他们却缺少了一个小说家所应具有的浓郁而深邃的人文关怀精神，必备的文学素养，这其中包括了小说家驾御幻想的能力和驾御语言的能力。科幻小说既然是小说，那么，它就应该保持小说的所有风格特征，将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的传统战争故事借助于科幻形式而发扬光大。它所表现的内容的合理定位就应该是既要超越于我们的文明之外，又不能完全脱离我们文明的范畴，与人们的生活现实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就需要在科幻题材之外的核心情节的结构上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与情感的设置、细节的选择、氛围的营造上一样具有极好的幻想性。遗憾的是：纵观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科幻小说似乎并未满足人们对它的文学期望。进入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人的日渐富裕和社会生活科技含量的提高，科幻小说创作亦有了令人惊喜的收获，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诸如一批纯文学作家的加盟，如孟伟哉的《寻找失踪者》、梁晓声的《浮城》、乔良的《末日之门》、毕淑敏的《教授的戒指》，使这一缺陷尽快改观成为可以预期的事情。尤其是善于塑造强悍男人形象的军旅作家朱苏进发表于!\"##年的科幻小说《绝望中诞生》为这一预期作了很好的注释。在《绝望中诞生》里，人物狷傲的性格和他狂放的科学推测是那样和谐地存在着：孟中天，一个身怀天才秉赋野心勃勃的作战参谋，在他的斗室里标出了自己在地球上的精确位置。“一切发现与猜想均由此开始。”自此之后，他曾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又迅速跌下巅峰沉入绝望，即便如此，他却始终“让自己在别人头上盘旋，”就是跌跟头“也跌在别人头上一万公尺处。”这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坚强，他开始在绝望中向命运挑战，将大地与人事沟通起来，去揣摩大地的每一个力向、裂隙，每一条脉络的暗示和被禁锢压抑的欲望，终于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地壳运动理论。在这里，地球摆脱了“板块说”而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意志的整体，炽热的熔岩从北极喷射而出，受到南极方向的$星球的牵引，在所到之处留下了一个个倒三角的大陆地貌，把地球最终装扮成如今的模样。朱苏进在对“孟氏学说”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陈述并震撼了每一个人之后，借一个科学推测说事的良苦用心就昭然若揭了，原来孟中天的升降沉浮以及在这升降沉浮中所表现出渴望创造渴望对手渴望搏击的精神的力度与光彩亦是一样的震撼人心！而且孟中天性格中的令人着迷的强悍、狷傲与野心和他的恶劣的情欲、权势欲也是那样和谐地存在着，正是他身上贪婪的欲望成为他性格发展在绝望中诞生的真正动力，并把他堆塑成一个具有丰满复杂的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自始至终都强烈地牵动着人们的心，直到孟中天扔下旷世绝仑的“孟氏学说”，义无返顾地跟随宋雨再次冲上权力的角斗场。加之小说语言的魅力，《绝望中诞生》的确给见惯昔日科幻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文学幼稚的人们带来了丰富的审美感受，终于满足了他们对科幻小说久已空置的文学期待。纵观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审美视野在二、三十年代发生过一次由关注自我到关注社会的动人的一跃之后，便进入到相对稳定的平衡时期，一曲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人性批判的慢三步舞曲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岁月。但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科学技术的岩浆所汇聚的力量已在改变我们周围一切的时候，我们期望中国现代小说家们应该试着把自己的目光放得开阔一些、再开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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