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进行研究时,人们往往会基于直觉将作品中的“异国”当作对现实中异国的真实写照,然而在一些作品中,异国形象很可能是作者虚构出的“空洞”形象,它从作为一个内在自足的符号系统的文学文本中,而不是文学对现实的依附性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凡尔纳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的中国形象,正是作者基于一种以理性主义为本质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虚构。作品中无论是中国人、中国的历史事件或者文化地理景观,都被消解了其真实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而成为传递作品“理性—非理性”深层叙事结构的能指符号。这种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可被视为当代形象学在转向研究形象注视者一方时的一种具体方法支撑。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exotic image in literature,people tend to take the exotic as real description of reality. However,in some works the exotic image is likely to be“empty” image invented by the author. It is derived from the inherent self-sufficiency of the literary text as a symbolic system rather than reality. The Chinese image in Verne's novel The Tribulation of a Chinese in China is romantic fiction based on rationalism. In this novel,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re suspended and China becomes a symbol of the“rational-irrational” deep narrative structure. This is a literary image that works on the semiotic level rather than on the realistic leve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关键词:中国形象;科幻文学;文学形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儒勒·凡尔纳
Key words: Chinese image; science fiction; imagology;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Jules G. Verne
作者简介:王茜,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现代西方文论。
“空洞”的所指:《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与文学形象学的另议
王茜
对于以创作科幻小说闻名于世的凡尔纳来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TheTribulationofaChineseinChina,以下简称《遭遇》)是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这部小说1879年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在法国问世,1879-1880年间有3个不同的英文译本出版,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便再也没有被人翻译过,直到2010年,才由王仁才根据威廉·鲍卓贤(WilliamButcher)的英译本译成中文。在小说中,从未到过中国的凡尔纳全凭二手资料想象了一个年轻中国富翁金福的一段人生遭遇。该小说为19世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增添了新素材,研究者大多是将其放置在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余温中,分析作品所刻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认为该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代表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的普遍认知,或认为作品表现了凡尔纳对中国的“亲善”态度。①但随着对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现代哲学思潮的吸收,文学形象学不仅“把异国形象视做人们感知的那个异国的复制品”(孟华6),更是将其视为“作者创造或再创造的产物”(同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在较为重视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真实’的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巴柔122-123)《遭遇》中的中国形象与19世纪真实中国的出入一望即知,但是善于写作科学想象题材的凡尔纳为何会突然涉猎一个从未亲自涉足过的异国?仅仅是为了借助作品表达他对中国的看法吗?“中国”是小说《遭遇》使用的写作素材,而素材又只有被放进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手法及作品结构等作品的整体存在中去理解,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为工具的文学形象学将对《遭遇》的研究引向一条通往观看者文化心灵的独特道路,通过分析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能够更好地理解凡尔纳的文学创作。
一、《遭遇》的双重结构
虽然《遭遇》并非科幻小说,但它也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说:“文学文本插入各种文本的整体之中,它是另一文本(另一些文本)的某种复制性书写(功能或否定的复制性书写)。”(129)在互文性理论的视野中,每一个本文处于对其他本文的吸收、引用、改写、扩展等关系中,一个文学作品只有在这种“本文的织物”中才能被恰当地理解。对于《遭遇》来说,互文性表现为它分享了凡尔纳众多科幻小说共有的双重叙事结构:表层叙事中“平静—动荡—平静”的循环结构与深层叙事中“理性—非理性”的矛盾张力结构。
凡尔纳的不少科幻小说都以“奇异旅行”为主题,比如《环游地球80天》《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等。“几乎所有凡尔纳小说的基本主题都可以用托马斯·D·克莱尔森的话来这样概括:‘一位理性个体(通常是科学家)[……]旅行到一处异域(一般是在地球),经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冒险,多数是面临追捕的危险。’在文学和隐喻的双重意义上,旅行都是凡尔纳作品中核心的吸引之处。”(罗伯茨142)奇异旅行同样也构成了《遭遇》的核心故事情节。在《遭遇》里,主人公金福由于收到加州银行破产的假消息,以为自己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便打算先购买一份20万美元的百岁险然后自杀(后改为让家庭教师王哲人杀死自己),以便使爱人娜娥和老师王哲人得到保金,但当一切筹划妥当时,却突然得知破产消息为假,重燃生机的金福不得不踏上旅程,追寻与自己签订了谋杀合同后便神秘失踪的王哲人,希望撤销合同。虽然金福并非科学家,但他健康、年轻、富有(在美国加州中央银行有大笔存款),思想开明,“持有一些先进和进步的观点。决不会反对引进任何现代的新发明与新创造,对西方的文明不抱丝毫偏见”(凡尔纳33)。除了有点消极无聊的人生观以外,金福和凡尔纳科幻小说里作为现代理性文明化身的旅行者们没有本质区别。在小说里,金福一行人从上海启程北上,经南京、襄阳、樊城、西安、天津、通州,到达北京,在北京后又返回通州,经塘沽、秦皇岛,最后返回上海。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一样,《遭遇》也将重心放在描写旅行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上。金福寻找王哲人的过程中随时面临被后者谋杀的危险,这也吻合克莱尔森对凡尔纳科幻小说主题的概括———“多数是面临追捕的危险”。
虽然欧洲18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常常以“旅行”为中心结构作品,但是凡尔纳的奇异旅行却极有特色,因为他的旅行是放置在“平静—动荡—平静”这个完整结构中的一部分。如果说旅行意味着平静的生活出现了变动,人物被抛入动荡之中,那么凡尔纳一定要让这种动荡重新复归于平静,或者说,动荡的旅程是一个需要最终被克服的过程。“平静—动荡—平静”的循环结构构成了《遭遇》的表层叙事结构。如果把小说的内容划分成简单的叙事语句,它包括:1.金福从上海南下到广州,向朋友们宣布婚讯;2.金福由广州回到上海,得到加州银行破产的消息;3.金福投保后与王哲人订约由王哲人谋杀自己,以获得保金;4.破产消息虚假,金福决定撤销谋杀约定,王哲人失踪;5.金福动身寻找王哲人;6.王哲人在通州露面,金福追踪而不得;7.金福在北京与娜娥婚礼受阻;8.金福继续踏上追踪谋杀者之路;9.金福被谋杀者抓住,运回上海;10.金福在上海成婚,王哲人的精心安排曝光。其中1-4是平静的起点,但是在金福看似平静的生活里已经蕴含着动荡发生的起因;5-9是动荡的过程,金福由南至北又自北而南地追寻与自己订立契约的杀手,历经种种困境和险阻;10则复归平静,经历一番磨难回到家乡完婚的金福回归幸福平静的人生。与在时间轴上展开的循环结构相配的,是平衡的空间结构。金福先是由家乡上海到广州再回到上海,又以上海为起点到北京最终重回上海;上海既是空间位置上的居中点,也是人物行动和命运最后归结的平衡点。小说结局处真相大白,金福经历的一番磨难都是老师王哲人为了让他领悟幸福的真义而煞费苦心一手策划的结果,“未知的到头来发现是已知的,这再度触及了凡尔纳美学中的静止这一主题”(罗伯茨150)。金福的经历恰如苏恩文在描述凡尔纳科幻文学作品叙事结构时使用的一个比喻,好像“一方池塘,一块石头抛入水中,水面泛起圈圈涟漪,直涌岸边,接着又逐次泛回原点,一切复归平静,不同的只是水底多了一块石头”(苏恩文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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