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德·蒋科幻小说中的后族裔叙事

Postracial Narrative in Ted Chiang’s Science Fictions

张娜

　　一、引言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伴随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科学和理性成为新的思潮，在文学领域也相应出现了新的门类——科幻小说。布里安·阿尔迪斯（Brian Aldiss） 认为“科幻是对于什么是人类以及人类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追寻，这种哥特或后哥特模式的（哲学） 思考会在我们发达但混沌的（科学） 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1］30，并指出发源于《弗兰肯斯坦》的科幻传统使得科幻成了哥特式浪漫主义和19世纪初工业和科学革命之子。

　　关于科幻小说的定义，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曾说：“我认为的‘科幻’指的就是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爱伦·坡类型的故事，是一类混合了科学事实和先见之明的引人入胜的罗曼史。”［2］学界对科幻小说的界定发生在1970 年后，从文学手法和理念内容两方面思考科幻小说的边界，借用结构主义和其他批评方法的术语对科幻小说做出定义，特别关注科幻（Science Fiction，简称SF） 与奇幻（fantasy） 之间的界限。

　　达科·苏文（Darco Suvin） 于1972 年提出了至今为止学界最为经典且富有争议的关于科幻的定义，“科幻是一种文学类型，其充要条件是存在疏离（estrangement ） 和认知（cognition ）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科幻的形式工具是代替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3］。苏文在《科幻小说的变形》中引入了新奇（novum） 这一概念辅助对科幻的界定，指出“科幻有别于其他叙事的特点在于一种主导性或霸权性的符合认知逻辑的虚构性‘新奇’”［4］63。苏文提出的通过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 达到新奇的效果，与俄国形式主义通过异化（alienation ） 和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实现新颖（freshness） 一脉相承，未对科幻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特别是奇幻小说） 的特质给予界定。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 在《结构性虚构》中将科幻小说定义为结构性虚构（structural fabulation），指出虚构“清晰地给予我们一个与已知世界不连续的世界，再以某种认知的方式反观已知世界”［5］。苏文和斯科尔斯从形式和结构上对科幻小说进行的界定，仍处于描述性阶段，但为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幻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从幻想文学和儿童文学中脱离出来，秉承着哥特式的传统，伴随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着持续性的想象。

　　二、科幻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和后人文主义思想

　　科幻小说与后殖民主义研究都聚焦于空间的接触和变化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转变［6］256。后殖民主义关注殖民行为带来的自我/他者之间复杂的权利关系，科幻关注“殖民实践的幻想基础”［7］。更有学者指出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帝国的幻想，科幻小说萌生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化帝国，是国家文化传统和兴起的全球资本主义间的调和物［8］。

　　法侬分析了被殖民者/他者通过角色面具模仿殖民者，从而建构自我身份的殖民心理［9］；赛义德阐释了自我（西方） 如何基于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建构他者（东方） ［10］； 巴巴等后殖民学者通过对离散身份的关注展示了殖民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带来的转变和错位［11］。不同文化形式在有限空间内的接触产生了新的“既不是一种，也不是另一种”［11］25 的杂糅身份，这种杂糅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 身份在后殖民主义范畴内是由自我向他者的投射、他者的内向投射和模仿而形成的，可归纳为“成为主体”的族裔身份建构。虽然族裔他者在行使某种身份/角色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改造、解构霸权文化对身份/角色的规定性话语，在此过程中建构个体及族群的主体性［12］，但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关注殖民行为的持续影响，较少涉及去殖民化的积极策略。

　　后人文主义号召身体的回归，强调临身性和嵌入性，通过身体的杂糅积极建构科技文化视域下“成为他者” （Becoming － Other） 的后身份，歌颂边界体验的欢愉，这种由自我向他者的身份流动既符合后殖民主义主体间的杂糅身份，又对其进行了方向性的创新。后人文主义兴起的一大思潮即反人类中心主义，在后人文主义视阈下，他者的概念不仅局限于后殖民主义中的非裔、亚裔等族裔他者，其理论范畴内的他者为非人类（non － human） ，包括机器、动物、环境等。

　　科幻小说想象与外星人等他者的接触，将殖民行为移植到不同的时空中，后殖民文化概念通常通过异化的他者形象得以再现。表面看来，科幻小说中很少涉及种族和殖民冲突，但自我/他者实则被隐喻地替换成了人类/外星人的二元对立，在科幻小说中，“种族常常被忽略或被纳入外星人这一形象之中”［13］121。自我/他者在科幻小说中更是时常表现为人类/机器这对矛盾，探究人类和机器的“第三空间”中赛博格的主体性。科幻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问题也因此通过后人文主义得以再现，这无疑是对后殖民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用科幻特有的想象性虚构积极探索着去殖民化的可能性。

　　三、科幻化的族裔和族裔的科幻化

　　（一） 循环时空——通天塔的回路

　　《巴比伦塔》讲述了人类通过建造通天塔，试图接近上帝之所，最终却返回地面原点的故事，又被称为“巴比伦人的科幻小说”。特德·蒋将《圣经·旧约》中的故事改写成了令人信服的科幻小说。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宗教信仰，但指引他们修建通天塔的并不是上帝的神谕，“更多依赖工程知识，而不是祈祷”［14］25。特德·蒋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诠释了科幻与幻想之间的差异，给神话故事注入了科学细节，小说中没有出现一个神灵，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物理知识加以解释。

　　巴比伦塔亦真亦幻的存在为小说营造了悠远神秘的叙事氛围。根据《圣经·旧约》记载：大洪水劫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遍布地面，于是向东迁移。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 ，遇见一片平原，定居下来。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建成的巴比伦城繁华而美丽，高塔直插云霄。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为人类的虚荣和傲慢而震怒，决定惩罚狂妄的人类。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在各处，巴比伦塔于是半途而废，人类的狂妄自大最终只落得混乱的结局［15］。巴比伦塔不仅存在于宗教故事中，历史上的巴比伦通天塔建成于公元前610 年，这座通天塔屹立在当时的巴比伦城。据当时前往游历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通天塔是古巴比伦城中最高的建筑物。

　　它高达98 米，分为7 层，通向塔顶神庙的阶梯，是一条环塔而上的螺旋形通道，中间设有座位供神者歇息。巴比伦塔这种介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存在为科幻小说开展“思想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提供了沃土。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又称为上帝叙事，虽然通篇未出现显示上帝存在的任何迹象，但上帝却仿佛以叙述者的身份在故事外记录着故事内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诉说着全知视角下人类的故事。小说开篇处这样描述通天塔的高度，“如果把塔放倒在希拉平原上，从这端到那端，将要走上整整两天时间。当塔矗立着朝向天空时，从地面爬上顶端，将花去一个半月时间”［14］1，垂直的高度被转换为水平的距离，这种垂直与水平方向的置换，既是对当时巴比伦人视角的还原，又蕴含了丰富的主题内涵。故事的主人公赫拉鲁穆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从以拦（古伊朗） 召集来的矿工，之前从未见过巴比伦塔，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通天塔的修筑。

　　叙事主体的矿工身份加上开篇处将通天塔水平放置的比喻，结合巴比伦悠久的历史，不禁让读者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华人矿工赴美修筑铁路的血泪史。特德·蒋在后记中谈到故事的创作动机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修建通天塔对工人生命的藐视，“如果一个人失足堕下，没有人觉得特别难过，但如果掉下去的是一块砖头，砌砖的人会伤心得哭起来，因为换一块砖需要一年时间”［14］25，异族矿工的这种非人待遇与第一批美国华人劳工如出一辙。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 曾写道，“中国人，主要是工人，在美国西部的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们开始移居到这个地区是在19 世纪50 年代初期，正是加利福尼亚有名的淘金热盛极一时的时候。从那以后的数十年间，在美国西部所有的矿山、森林、牧场和工地里，都有他们在工作…… （中国人） 修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铁路，特别是在19 世纪60 年代后期，铺修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半段”［16］。特德·蒋通过空间方向的转换，用巴比伦城的以拦人在垂直方向修建通天塔的故事再现了美国华工在水平方向修建铁路的族裔记忆，对生命的轻视与对技术工具的崇尚形成鲜明对比。与《圣经》中上帝的主动介入不同，人类的种种行为，作为叙事者的上帝都尽收眼底，但却始终保持在故事外叙述，不介入人类的愚行。赫拉鲁穆作为以拦矿工的代表，进入全知叙事者的视野，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就在赫拉鲁穆历经艰辛、即将到达天堂拱顶的时候，仿佛遭遇了上帝惩罚人类的第二次大洪水，醒来后发现自己却返回了地面，进而悟出空间是一个圆筒，“世界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卷起来了，天空和大地就成了滚筒上两个并列的符号”，也知道了“人们应该待在本应该待的地方”［14］24。勒奎恩（Ursula K. LeGuin） 曾说， “真正的旅途是返回原点”［17］，通过垂直方向的上升，人类攀登天梯，试图进化为类似上帝的全知存在，结果却再次证明了自己只能是地面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赫拉鲁穆作为族裔他者，长期被束缚在水平空间内，无上升的可能，“在垂直世界进行水平思考是族裔的诅咒”［14］170，回顾早期华人移民，大多以劳工形式输出，只能从事矿工、洗衣工等底层工作，攀登美国社会阶级的阶梯更是痴人说梦般的幻想，唯有依靠科学技术、掌握科学知识，才能突破自身族裔他者身份的局限，打破法侬的“摩尼教结构” （Manichaean structure） ，创造历史，书写人类历史新的篇章。但即使通过科学技术，族裔他者仍无法实现身份的超越，回到原点的结局正象征着身份变革的失败，族裔他者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内，继续水平方向上的思考和行动。

　　（二） 并置的他者——外星人与女儿

　　《你一生的故事》透过望远镜与外星人接触、习得外星人语言，叙述了一个有关世界认知方式的故事。20 世纪90 年代与外星人接触成了一大科幻主题，阿尔迪斯谈到美国科幻痴迷于对“外星人——或许是自我身份问题”［18］的叙事，伊斯特凡提出科幻建构“外星人——人类的差异，与地球上的种族差异形成类比……是通过想象建构族裔概念的戏法”［19］228，美国文学的族裔主题也反映在科幻外星人的叙事中，用“外星人”他者再现族裔： 与外星人的接触象征着人性内部的冲突，通过族裔经验和持续的差异状态［20］，与外星人接触成了对他者的科幻表达。

　　小说以母亲为叙事者，女儿为叙事对象，采用典型的平行叙事手法将与外星人接触这一科幻族裔主题与母女代际交流相结合，时序跳跃，以科幻叙事构建了独特的时空体。在母女交流这条叙事线索中，从小说开篇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受孕，到女儿在25 岁时于一次攀岩中遇险身亡，再到小说结尾处回到开篇时间点那个受孕的夜晚，其间不时穿插母亲作为语言学家与外星人的接触，两条叙事线索之间的多次承接转换似乎存在一种偶然的因果联系，同时又呈现出意识流的特征，故事内叙事者受到外星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杜波依斯式的双重意识（DuBoisian Double Consciousness） 。

　　与外星人——七肢桶奇妙文字系统对应的是其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人类发展出前后连贯的意识模式，而七肢桶却发展成同步并举式的意识模式。我们依照先后顺序来感知时间，将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因与果。他们则同时感知所有事件，并按所有事件均有目的的方式来理解它们”［14］134。人类依照先后顺序感知世界，将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因与果。而七肢桶则同时感知所有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在他们眼中没有界限，既可以先看“因”，也可以先看“果”。通过与外星人的接触，叙事者学习着外星人的语言，世界观也变成了人类与外星人世界观的混合物。不同的语言形式对应不同的思维方式，主体对语言的使用代表他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行为模式，萨皮尔－ 沃夫假设和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说明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同时学习到他人看待世界和宇宙的方式。起初人类对外星文明怀有芥蒂，然而当叙事者逐渐学会他们的语言，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变化，洞悉了过去和未来，并且认识了自己即将出生的女儿的一生，“过去与未来轰然同时并置，我的意识成为长达半个世纪的灰烬，时间未至已成灰。一瞥间五十年诸般纷纭并发眼底，我的余生尽在其中。还有，你的一生”［14］142，女儿的过去与未来叠加在一起，似乎变得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现在，女儿也因此永远存在于现在。人类与外星文明杂糅的时空观也体现在时态的使用上，叙事者显然已经历过故事中的所有事件，但在叙述中却全部使用将来时，面对未出生的女儿，讲述其一生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我选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也就是未来的必经之路”［14］146，母亲看尽女儿的一生，但仍欣然接受，仿佛无数次返回起点，选择与女儿共度她短暂的一生。

　　空间的并置帮助叙事者消解了对历时性时间的感受，从而消减了女儿去世和外星人消逝带来的创伤。空间形式的变换代表了叙事者改变现实世界的渴望，在空间性的探索中寻求一种永恒的时间品质，将女儿的一生定格在共时性的时间之中。关于空间并置，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 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提出“并置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有利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对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21］。加百利·佐伦（Gabriel Zoran）的《建构叙事空间理论》一文完善了叙事文本中的空间结构理论，用空间模式联系文本断续单位而获得对整个文本的共时性感知［22］。20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政治经济加速发展，加之网络时代的到来，极大缩短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时间意识已与空间意识紧密相连、相互转化。这篇小说在叙事技巧上也融入了更多后现代主义叙事元素，把对线性时序的注意力转移到瞬时包容的意象以及人物和事件所造成的一种空间并置（juxtaposition） 上来。采用共时性的空间叙述方式叙事，通过并置、片段和多重情节来达到对时间因素去中心化的效果。由于过去与现在的并置，现实与虚构背景的重叠和相互指涉，空间并置极大地消解了叙事者对于时序的感受，缓解了记忆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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