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生态向度的建设性

韩玉洁

　　近年来，科幻小说受到读者和评论者的广为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刘慈欣、郝景芳、韩松、吴岩为首的一批科幻作家成果颇丰，写出了文学性和科学性兼具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刘慈欣和郝景芳分别获得第73和74届雨果奖。有力证明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到了极为成熟的高度，走向了国际科幻文坛，并逐渐得到认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前人类生活在科技的控制当中。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发展模式、改变了内心体验，并且逐渐改变人对“人”的认知。伴随着科技带来无数转机式的欣喜和不可控的恐惧，人类每个生命个体都史无前例的关注科学，并希冀找到答案，获得新的安全和稳定。

　　科幻小说中的未来维度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其中的生态向度包括了诸多生存危机的救赎。

　　一、科幻小说的生态向度建设性

　　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有神幻小说，没有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在中国，是从睁眼看世界的近代史开始，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00年到1949年。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数量比较少。救亡图存和启蒙色彩浓郁。二是1949年到文革时期。科幻作品主要包括少儿科普读物和高度简单类型化的科幻小说。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科技思想，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时期。从事科幻小说写作者明显增多，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童恩正、肖建亨等都发表了系列作品。

　　同时科幻小说家在创作实践中对科幻小说有了深度思考。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刘慈欣（水电工程专业/工程师）、星河（建筑学学士）、韩松（英文及新闻学学士、法学硕士）、吴岩（心理学学士、教育学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等多位科幻作家脱颖而出。

　　他们几位刚开始都不是专业作家，是基于观察者和思考者身份开始科幻文学创作。与前辈相比，经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训练，思维活跃、专业扎实、视野开阔。特别是积极吸纳了西方哲学思潮养分，借鉴了西方科幻小说的写作技巧。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科幻小说的科技题材方面与西方科幻主题有了极大的同步性。

　　世界文明发展到当下，所有地球人都见识到了科技的伟力。整个现代性带来了生态危机，从上个世纪开始，整个西方开始反思科技的负面作用。1962年，生物学出身的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在这本生态运动的奠基之作中，她触目惊心的描述了农药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从陆地生物到海洋生物，无一幸免。1992年，美国第52届副总统戈尔出版了《濒临失衡的地球》，书中详细的讲述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和生态危机的关系。面对着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西方世界从理论层面，对西方文明逻各斯中心主义、科技至上、工具理性进行全方位批判。出现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等生态保护理论思潮。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实践也如火如荼。这些西方文明的反思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思想者和科幻作者。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催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权衡西方世界科技的利弊和社会发展模式优劣选择，成了知识分子和决策层的必选思考题。因而，当前科幻小说作为最具有未来感和想象空间的文学类型，科幻作家在小说中不约而同的表达了科技与人类生存的多种焦虑。因为科技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科技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未来的人类生存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中至关重要。比较成熟的文本基本上都体现了自觉生态向度，表现对人类发展模式、生存规则和生态智慧的既宏大又精微的探索。情感基调脱离了前三个阶段的对科技力量的单纯的欢欣鼓舞，变得沉重和深刻的多。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建构方基本分为三种向度：偏于解构和批判，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和建设性的破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是学者兼创作者，他的科幻小说以知识的丰富广博见长，他善于描绘未来世界中科技主导的生动故事。在他的笔下，虫洞、VR技术、超炫理论、多维时空等。星河的科幻小说主要题材是电脑网络。虚拟世界的自足性和封闭性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类情感严重异化和冷漠。韩松是科幻界的弗兰兹·卡夫卡，科幻作品后现代解构色彩浓郁。

　　代表作《宇宙墓碑》和《跌宕的青春》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彷徨无助的情绪。王晋康在作品高度关注科技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他的科幻小说《生死平衡》《生命之歌》《终极爆炸》表现了科技引发的道德危机的忧虑。

　　毋庸置疑，当前地球和人类出现了严重的生存问题，关于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思考和解答是一个亟待应对的复杂宏大的命题。

　　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阐述并力图实践自己的生态认知。人类有太多的观察者和批评家，然而却鲜有分析各种力量和诉求，提出合理建设性方案和实践者。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家走在生态向度思考的前沿。

　　科幻小说很多时候通过表达哲理的深邃与前瞻，征服读者，引领时代思潮。科幻小说中生态向度思考最有生命力，然而，在这些文本中，给人类摧枯拉朽的警醒是必要的。但是人类毕竟是人类，有着自己的有限性和独特性。在废墟上重建是本能的欲望，也是人类文明走向理智和可持续的必然。因而，生态向度的建设性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我这里使用建设性一词，主要来源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立场和主张的启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通过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的否定实现建设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充满着建设性的生态智慧。从西方文明现代工业化的实践结果来看，物质的累加和生活的便捷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危机相比，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根源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创新性对现代性进行犀利批判和深度扬弃。建设性后现代反对机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倡导新的科学观。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有机的过程性整体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提倡运用自觉的生态意识，建设绿色文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力图重建意义意义世界，生态维度是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指向未来的思考有合理的建设性才最有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科幻小说的哲理承载，想象空间与未来兑现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极大的契合性。

　　二、科幻小说生态向度建设性体现的维度

　　在目前的科幻文本中，科幻书写的以冷峻深刻的生态想象，引起无数读者的多重思考。在科幻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塑造了科技知识分子群像图。

　　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和立场基本代表了不同的生态观、科技观和未来观。尽管在科幻文本中，价值多元的生态向度进行了全面展示，我们也可喜的看到，建设性的生态向度在人们观念中愈加接受。在建设性的生态向度中，科幻小说家延长了时空，深度思考宇宙与文明、科技与生态、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糅合历史和时代的交织选择中，形成了辨证的，有着鲜明人文情怀的科技生态伦理观，体现了中国特质的建设性。其中的丰富意蕴涵盖了当前科幻文学标签下的很多文本。从目前来看，生态向度的建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通过对科学、发展与生态的悖论思考，解读生态危机困境的表象和原因。第二维度是在人性、文明与未来的重构中寻求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第三维度是生态世界的可行条件是审美、生命与整体的认同。

　　科幻书写建立性首先表现在对宇宙与文明这对范畴的反思。在这对范畴里看到了科学、发展与生态的悖论和人类取舍的艰难。

　　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科学的发展危害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促成的科学和发展的双重不可控。人类寄希望更高级高明的科技改变现状。科技发展是否能高级高明又不可知。面对现有的被破坏的生态，各国在生存竞争中都想谋取更大的发展，每个个体都受控于科技享乐主义的状况，如何发展，科学如何提升，是人类目前最大的困境。

　　科学本来是人类求真的果实。但人类过于复杂。科学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会又不同的后果。科学家也不是完人，有欲望，有畏惧，有私心。科学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科学家的科学水平，也取决于科学家的道德良知。叶文洁在思考人类本质时，还看到了人类的精神的极度贫瘠和历史的无序发展的荒诞。吴岩在《鼠标垫》中集中探索了人类在信息社会中心态的变化，对于计算机统治的竭尽全力的抗争，结果极为发人深省。王晋康的作品中展示了具有传统道德感科幻家的极端割裂感。他的《生命之歌》《十字》《生死之约》中都有一个精神分裂的科学家。科技是人类的福祉，还是人类的灭亡。小说中的科学家在悲怆中抉择。一方面是人们对于科技的盲目依赖，一方面是科技对人的异化。当前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造成人的异化。刘慈欣在《三体》系列的借助故事人物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人性之恶的思考。困境包括生态灾难和精神危机。

　　在科幻世界里，小说家们常常用科技对于人性的戕害作为批评的伦理着力点。科技在突飞猛进的改变世界，也改变了文明社会几千年构筑的道德伦理秩序。为寻求救赎方案，中国的科幻小说家在科幻小说坚守了共同的人性标准。那就是，人是有道德的，有情感的，并部分改变了丛林法则的兽性本能。

　　刘慈欣的很多小说都表现了对人类文明和人性光芒的赞誉。他在《地球大炮》中明确指出，金字塔和长城从功能上算是失败，但是承载的人类精神却光耀千古。钱莉芳在小说《天意》和《天命》中高度赞扬了人类摆脱外星人“龙羲”控制，从而避免人类归于洪荒的命运。

　　长铗在《昆仑》中写到西王母因为看到了人类的潜力，而放弃操控人类。

　　科技带来的应该是文明的上升，而不是的文明扩张。文明的扩张是智能生物之间的较量，是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倾轧和吞并。

　　在这样的公理支配下，如果没有道德法则的约束，死亡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需要道德，更需要道德的制约。未来避免更多的偶然性的生命的消亡。人类必须反思文明扩张的意义。三体系列中，叶文洁在对所谓的三体文明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发出改变地球的信号。始料未及的是，三体文明非但没有拯救地球，他们拥有高出地球数百倍的高科技，生存环境却极端恶劣。三体人只想占有地球，消灭人类。新的文明不一定就是好的文明。刘慈欣告诉了大家一个极为浅显直白又意义重大的道理。科技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王晋康在小说中表达过同样的忧虑。

　　掌握这些高科技的一些所谓的超人，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幸福的生活。重建文明，不能全依靠科技的发展，更不能完全放弃。那该如何重建呢。

　　人类长久以来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发展无限制秉承了人类生存优先的原则。在种种解决方案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寄希望人类的自省。认为人类只要看到万物的有机统一性，建立众生平等的新的生态伦理观，人人都脱离资本的控制，抨击消费主义，就能在现有科技条件下，避免发展——破坏——部分修复——再发展——再更大破坏的发展循环。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在美国边缘化，寄希望于后发展的中国，就是因为当前在美国，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生态危机的生命底色是生存竞争。人性的基础是动物性。而在中国，有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早慧与清醒。有着悠远的道家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有着佛教众生平等的慈悲之心。而当代的科幻小说中显然出现了传统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自觉传达。

　　文明的重建必须建立在对生命法则、文明规则和人性的重新界定上。如何界定，当代科幻小说的写作，思考多元、开放、意蕴深厚，这体现出科幻思考的务实的中国化特征。世界重建的方案和人类发展的模式没有唯一，只有更好，一切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可行条件必须要有依据的原则是务实的。务实是中国人几千来农业文明中沉淀下生存智慧，也是中国实用审美教育的精华。中国人没有虔诚专一的宗教信仰，只有人神共在的多神功利性崇拜。儒家思想不语怪力乱神，寻求现世的安稳，内心能够比较从容安定生活，很大程度来自于文化系统里的审美教育。

　　重建中要重塑人对生命自由的看法，自由的前提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对生命的敬畏，源于对自然与人性之美的坚守。也许这是人类渴望爱、安全、温暖最痛最有力的无言呐喊。生命，生命，所有人的生命，所有生物的生命。中国人讲，上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不息，是为大善。不管宇宙是否有新的开始，世界都需要对所有生命的爱、敬畏、珍惜，可以掌握其他生命的人一定要有责任和良知。

　　这是地球文明中人类进化可以对抗时间的所有希望。也是科幻小说在生态向度方面探索出的共同认同。

　　三、科幻小说生态向度中国特质的建设性意义

　　文学作为人类生存心理痕迹的记录文本，一直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幻小说作为类型文学也不例外，是现实的映射和回应。当然传统文学更多的关于群体和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科幻小说是立足当下做未来的实验。科幻小说在更大场域中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工业社会对人的束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是时代标签。从未来想象中审视当下，会有更深刻全面的现实认知。

　　科幻小说成熟阶段必然具备生态向度，是科幻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当代的科幻小说家有着自觉的中国精神传承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是以人为本。人本是科幻小说的逻辑起点，尽可能更多的生命更好的生存是科幻小说的生态立场和愿望。王晋康称自己作品中的中国特质是中国红薯味。刘慈欣作品中的精神支撑是中国的道德伦理。他的科幻小说是对小说中科技知识分子群像对体现了目前人类应对危机的部分思想高度。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把人类放到极度的生存威胁、极端生态灾难和零道德的生命本质设想之中，大胆的设想、严谨的求证、多样化的选择、殊途同归的立场认同。整个生存危机的诞生、僵持、破解、归于死亡、重生希望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爱与美的人性光芒。科幻书写如果仅仅是如此，也算表达了一种特定的立场。难得的是，作者看到到人性中男性进取、坚持的强调理想和兽性的合理性。在生态向度的指引下，完整呈现了中国人的辨证思维，在冲突和取舍中坚守了人类生态文明重建的人性与自然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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