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科幻小说的艺术特色

王卫英　徐彦利

　　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在《三体3：死神永生》序言中写道：“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他的几乎全部作品，没有一部让我失望，而且可以说是一部比一部写得好。2006年，我在《科幻世界》看《三体》的连载。读到热血沸腾之际，我情不自禁地给大刘写了一封信。结果，难以置信地收到了作者寄来的足本的电子版。从《三体》开始，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别的不说，光里面那个三体游戏，想象之奇崛恢弘，与任何世界科幻名著相比都毫不逊色。”这段激动人心的描述被频频引用，这不但体现了严锋教授个人的感受，也真切地代表了广大读者的心声，更表明了刘慈欣作品的艺术魅力。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立刻受到科幻读者的追捧。2008年，《三体》与《三体Ⅱ：黑暗森林》相继出版。2010年《三体Ⅲ：死神永生》出版，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其粉丝从科幻圈扩展到大众读者。2015年8月23日，《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5年9月14日，刘慈欣作为科普科幻创作者代表受邀在中南海参加座谈会，会议高度赞扬了刘慈欣的《三体》，指出，刘慈欣同志创作的《三体》荣获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是中国科普科幻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科普科幻创作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

　　2016年9月8日，在首届中国科幻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中央领导在高度赞扬刘慈欣作品的同时，对中国科幻创作寄予厚望，强调：“科普科幻承载着科技的未来和希望，科普科幻工作者肩负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使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科普科幻工作者，中国科幻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机。在国家倡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科幻不仅受到国家的重视，还被列入义务教育教科书。

　　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入选2016年教育部审定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

　　《三体》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幻作品，它仿佛是一部横空出世的“神书”，刘慈欣就像是中国杀向世界科幻文坛的一匹黑马，这些传奇构成了“刘慈欣现象”，成为文化热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刘慈欣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在创作道路上，他寂寞前行，辛勤耕耘，日积月累，从短篇处女作《鲸歌》到中篇《流浪地球》《中国太阳》《天使时代》《光荣与梦想》《地球大炮》《赡养上帝》等，再到长篇《三体》系列，这些构思奇绝、想象力超群的作品共同铸就了刘慈欣创作的辉煌。而面对这辉煌的成就，我们要做的就是细读文本，然后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赏析，挖掘其科学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价值，凸显刘慈欣小说的创作特色和风格。

　　1强烈的社会现实感科幻同其他文学，如玄幻、神话、传奇等一样，都是用来反映人类生活的手段，其中的科学或神鬼本身绝非终极目的。具体到科幻，将科学题材与社会生活结合有一定难度，但二者若结合得当，则为作品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可能。社会性与现实感恰恰是刘慈欣小说的另一特色。提出问题并引发思索是刘慈欣所擅长的，形如“五四”时期冰心和叶绍钧等人的写作，他们关注社会重大问题，试图通过文学开启民智，探求人生。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同样是“问题小说”，他以故事、人物的方式提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民众与政府的注意。与二者相较，刘慈欣小说所关涉的问题或许更为宏观，更具哲学意味。

　　乍一看，科幻与“问题小说”似乎相去甚远，因为“幻”本身与现实社会保持着无形的距离。“幻”耽于想象，而现实社会则是放眼即可感知。对读者而言，书写现实和批判社会更多的应是主流作家的事。但刘慈欣似乎并不这么想。他笔下的人物很接地气，人物语言与身份、个性常常浑然一体，除却科学背景，故事本身亦能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许多篇目与现实社会紧紧相连，或形成某种暗喻关系，发出寓言式叹息及警示。

　　《地火》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主人公刘欣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刘慈欣的名字。它讲述了在典型的中国矿区，矿工的灾难恐惧、责任与期盼，矿工子女黑色的记忆与浓厚的父子之情。作品似乎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不断踩着前人的骸骨前进的，而这些前行者最终又会成为后人踩踏的骸骨，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代代更迭。小说强烈的现实感及触动人心的情感表现，成为中国煤矿工人的生活写照。剔除其中关于气化煤的部分，整体便是一部矿工的哀歌。120年后，初中生的日记更是让人倍感生存的冷酷，那句“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凝结了多少代人经历的辛酸与绝望，又忽略了多少生离死别的故事，它让人生显得苍凉但却异常真实，表达了对现代工人的深度关注和痛切的悲悯。

　　《赡养人类》提出贫富差距问题。小说中，穷人的境遇令人毛骨悚然，已很难用“悲惨”二字形容。在社会机器对私有财产的强力保护下，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无产阶级连出门都不被允许，地位贱如一只狗，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父亲将自己身体里的水全部提取出来留给儿子饮用，穷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去外星球移民……作品通过故事警示人们，贫富悬殊或可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体现了作者对人类未来命运的隐忧。

　　刘慈欣借助作品，不断探讨着人生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生存的艰辛与人性的呼唤，人性与兽性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冲突，伟人和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生存权与人权的关系等，利用科幻的独特性设想出主流文学所无法设想的场景，直指社会深处。《天使时代》将故事设定在贫困的非洲国家桑比亚，那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饿，伊塔博士为了让人们吃饱，用基因工程改造人体，他创造出的儿童能以草和树叶为生，身体健康结实。这一做法却严重违背了西方世界的伦理道德。当有人看到儿童吃草的一幕时便晕过去，有人心脏病发作，有人则命令逮捕伊塔，生物安理会主席声称伊塔违反了第一伦理，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基石。而伊塔则认为：“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两类国家、两种文化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交战，从现实到思想。当伊塔和他创造的儿童卡多坐上回国的飞机后，空中小姐满脸恐惧，似乎看到了异类，甚至有人竟冲动地枪杀了卡多。

　　杀人者不仅没有在她的国家获罪，反而成为捍卫人类尊严的英雄。此后，西方对桑比亚的大规模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个关于生存权与人权的矛盾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科技与伦理的冲突。人们要么不择手段地活着，要么以生命为代价在某种文明制定的伦理规范中循规蹈矩。这里，深刻的主题通过并不复杂的故事得以表现，科幻的假设性发挥了其他文学门类所不具备的作用。

　　刘慈欣的小说还涉及两代人不同的理想和认知，这一主题可从《全频带阻塞干扰》《地火》《圆圆的肥皂泡》中看出。在《圆圆的肥皂泡》中，父亲希望女儿能像妈妈一样有坚定的理想，圆圆却志不在此，她从游戏、“好玩儿”开始，大胆想象与创造，与父母的按部就班、直接向目标进发截然相反，两代人产生了强烈的矛盾与思想碰撞。最终，父亲接受了女儿的思维与方式，女儿也理解了父母那一辈人的艰辛。代际的融通，勾画出一个温馨的故事。

　　刘慈欣的许多作品不以讲述完整的故事情节为旨归，而试图带给读者以精神启发，将社会性、思想性交融在一起，在科学知识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朝闻道》中，丁仪愿以生命为代价质询的那个问题“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在女儿长大后发出同样的疑问，确实令人深思；《镜子》是科幻与刑侦类文学的结合，将反贪腐作为辅线，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地球大炮》中，南极庭院建设中的施工灾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让人联想丰富；《纤维》不足五千字，却是一部科幻的“罗生门”，它揭示了环境不同、角度不同、身份不同的人，认知上的差异。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带有自我的色彩，宇宙并非只是你眼中的宇宙。作者不断提出问题，以科学的角度另辟蹊径，对当前的社会与时代予以关注，对此，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

　　2鲜明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除了社会性与现实感，刘慈欣还充分意识到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将小说的本土化作为内在追求之一。

　　在世界科幻之林，他的小说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独特而新颖。

　　西方是现代科幻文学的诞生地。自1818年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以来，到1923年“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创立《惊异故事》，并将“Scientfiction”（缩写为“SF”，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大力推广，至1953年世界科幻协会设立科幻诺贝尔奖“雨果奖”，再到美国科幻大片的崛起，欧美始终是科幻文学的重镇，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辐射源向亚、非等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文本和文化理念。因此，完全脱离西方科幻影响并不现实。

　　同样，刘慈欣的小说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在他的作品中，不乏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阿瑟·克拉克、坎贝尔这些科幻大家的身影，不仅可以看到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分析，读到对这些前辈的景仰与怀念之情，还能看到某些作品的模仿痕迹。他曾坦言是克拉克让他产生了写作科幻的念头，并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甚至包括《三体》也模仿了这篇小说的结构。当他第一次参加《科幻世界》笔会时带去了几篇作品，有评论家说，若这几篇作品署上克拉克的名字，也完全可以。[1]他的《魔鬼积木》很像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思想者》近似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他为科幻迷开列了一张阶梯式阅读书目，针对菜鸟级、职业级、明星级、骨灰级的不同读者推荐了适宜的科幻作品，作为他们走近科幻了解科幻的捷径。在这份书单所推荐的21位作家中，除两位中国作家、一位日本作家外，其余均为西方科幻大师。

　　对于西方科幻的了解与模仿是中国科幻发展的必由之路，如同陈独秀、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在“五四时期”均侧目西向，怀着巨大的热情从西方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然后将其作为砸碎中国传统封建礼教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武器，不仅无可厚非，还值得称道。而刘慈欣在对西方科幻进行借鉴的过程中，从未忘记将中国元素置于科幻文本，并积极探索对中国科幻的文化建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写作主要是面对中国市场、中国读者，没有过多地去想自己作品的输出问题。”[2]这种定位使他的本土化特征十分鲜明。中国式叙述方式、中国式人物、中国式思维遍布他的小说，这种中国风追求并非自发，而是出于理性的自觉。他对眼前的科幻现状颇感忧虑，“在日益多元化的科幻创作中，中国科幻也正在失去自己曾经有过的鲜明特色”。因此，打造中国自己的科幻文学、追求科幻的本土化成为刘慈欣小说的显见目的。在随笔《筑起我们的金字塔---由“银河奖”想到的》一文中，他提出，中国科幻目前最应做的并非向往云中的金字塔，而应齐心协力在中国的大地上放好第一块沉重的基石。《三体》等小说无疑体现了这种放置基石的努力。

　　首先是人物与场景的中国化。起步于向西方借鉴学习的中国科幻小说，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趋鹜，喜欢将主人公圈定为高智商、高研发能力者，他们或是外国人，或是科学家、留学经历者、高等学历者，或从事某种特殊职业，譬如教授、宇航员、机械师等。故事发生的场景会选择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如外太空、荒岛等。这些人物与场景的设定无疑是为了与科技前沿更加接轨，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带来非同一般的“幻想”。徐念慈《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流亡海外的龙孟华和日本友人玉太郎，乘坐气球环游世界；顾均正《和平的梦》中的美国特工夏恩查访并捣毁神秘电台，消除它的催眠作用；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里的旅居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赵谦教授、马太博士，在荒岛上闪烁的激光器；老舍《猫城记》中的驾驶飞机至火星巧遇猫城人的“我”；许地山《铁鱼底鳃》中在外国船厂工作的工程师雷先生；张系国《超人列传》中的史普克博士……科学家、博士、教授之类的头衔会使人物浑身散发出高能量，宏大的、超越现实的空间又使“幻”的色彩倍加突出。

　　但刘慈欣的小说中却遍布着读者熟悉而亲切的文化符号，它们散发着某种家乡的气息。《坍缩》中的西周陶土盘，《微纪元》中被带到太空的茅台酒，《太原诅咒》中的中秋节、平遥牛肉，《梦之海》中的松花江与冰雪艺术节，《镜子》中的名人字画、红木家具，《超新星纪元》中的少先队队歌，《诗云》中对古诗的品评，《思想者》中“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古典式灵魂之爱……这些描述，无疑都是刘慈欣小说中的中国符号。从小说的多个层面，如人物、故事、情感、心理、思维逻辑、文化内涵等方面，均带有这一倾向，这使他的小说能从众多模仿西方的作品中脱颖而出。

　　原汁原味的中国人物形象和中国场景散发着故乡土壤的味道，中国农民、工人、教师、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成为他描写的对象。《中国太阳》中的水娃，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知识，来自缺水少电的贫困大西北。这样的人物和科幻会有什么关系呢？

　　初读起来令人生疑。但也正是这位质朴的农民，不仅担当起了清扫中国太阳的重任，还挺身而出，驾驶中国太阳飞出太阳系，以唤回人们的宇宙远航之梦。这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高科技人生，是一个农民终极的理想，它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科学绝对与普通人有关！小说将科幻的定位从极虚幻拉向极现实，将人物从高大上拉向社会底层。

　　《乡村教师》不仅从题目看不出与科幻的关系，大部分情节看似也与科幻无关。遥远贫困的山村，封闭愚昧的乡民，孩子期待渴盼的眼神，带病上课的老师，几乎是一部科幻版的《凤凰琴》，在揭示乡村落后现状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描述上绝不亚于主流文学。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浅表性的人物与场景上，尚不足以用“中国风”来形容，深层的“中国风”还应体现在民族根性的揭露上，对民族根性的挖掘与批判是刘慈欣科幻小说达到的另一高度。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