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境与审美路标——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的四副面孔

The New Aspects of Literary and The Aesthetic Ｒoad Sign——The Four Fa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Science Fiction

任一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幻世界》杂志的正式定名，一批被科幻评论界称为“新生代”［1］的科幻小说作者以此为阵地，井喷式地发表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不但以其截然不同的形态告别了从晚清到90年代的中国“旧”科幻小说的样式，也以与之迥然相异的叙述在传统文学主流之外另立门户。虽然科幻文学的边缘身份让它一直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非主流地带，但是该杂志1993－2010年约4000万份的销量却证明了新科幻小说在读者中产生的广泛影响。面对这样一种体量巨大且异质新鲜的文学文本，主流评论界似乎尚未认清它的面孔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话语，因而表现出试图将其纳入传统阐释秩序下的渴望。而身处边缘的科幻评论界也时常从个别、局部现象进行论述，缺乏整体的研究框架。面对一种异质、另类的文学文本，二者所采用的批评话语却依然难脱传统、主流的评价标准。这不但难以揭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的独特质素，亦无法抵达认识这种现代文学的可靠路径。新科幻文学之“新”，既在于它异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同类作品，也在于它异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类型。这种双重差异，要求人们必须认清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的面孔，充分认识其独特的形式特征及审美内涵，同时建构适当的研究维度及批评话语，进一步指认其独立的现代性品格。

　　质言之，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在与世界、科学、认知、思维逻辑的关系中可以表述为“人类文学”“科技文学”“观念文学”和“推演文学”。这是它的四副面孔，亦可作为它的研究维度。

　　一、叙述视角及文本形象的面孔——人类文学

　　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与传统主流文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它逐渐取消了“个体的人”的概念，转而从“类”的范围对人进行刻画，［2］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传统人物的典型性、丰富性、阶级性或“大写的人”等批评范畴并不完全适用于科幻文学。“文学是人学”［3］的命题在科幻小说中扩展到对人类整体命运关注与表达的层面。“（科幻）设计的通常是比个人或者小团体更为重要的主题：文明或种族所面临的危险”。［4］（P154）它追求人类叙述的目标也体现出对新时期以来愈演愈烈的个人叙述的反拨，在新科幻小说中，人类的形象逐渐取代了个体的形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人类”的视角进行叙述、描写人类整体的行为、宏细节展示三个方面。

　　首先，当科幻小说以“人类”的视角进行叙述时，它就超越了个体视域的局限，急剧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在此视角下，科幻小说的重心转向了描写宇宙空间、跨越个体时间、极限人的异化、预演异己文明冲突的方向。这也意味着一种外在于人类种群的因素介入了文本，因之传统文学中“我”与“他人”的关系转换成“人类”与“他者”［5］的关系。比如在《三体》中，作者将人类整体置于外星文明的威胁下，而人类幼稚的自我暴露行为或将导致整个种族的灭亡。他放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从宇宙的尺度来看，人类仅是生存丛林中的一员，并且远未成熟。而从“人类”的视角看去，作品中展现的“文革”叙述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正如杨宸指出的“（《三体》）在‘文革’引发的叶文洁的思考中，最突出的词是‘人类’。这一表达意味着，‘文革’不是某类人的错，也不是某个团体的错，而是整个人类的错……而‘人类’正是科幻文学中十分常见的表述。”［6］（P34）又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叙述了一个关于流浪和寻找家园的怀旧主题，然而作者将其置于宇宙的大范围中便呈现出崭新的意义，“和宇宙无限的生命比起来，任何有机物都渺小得可笑”。［7］（P343）这或许是对郭小川那首长诗《望星空》中对宇宙无限喟叹的一个不算遥远的回应，不同的是，郭小川的生命意识是返回有限个体察觉到宇宙的无限，而《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生命则超越了个体，它投入星空将宇宙作为无限的家园。再如刘慈欣的作品《乡村教师》，那个对人类在宇宙中命运的隐喻让人印象深刻，“下面娃们的面容时隐时现，像一群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拼命挣脱黑暗的小虫虫”。［8］（P17）尽管作为个体的乡村孩子很难靠教育改变命运，几乎像虫子一样无希望可言，但在人类视角下，却表现出“仅仅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的微弱希望与现实世界的沉重引力之间的对抗”。［9］（P98）在关于人的异化试验中，科幻文学走得更远，它有了极端异化的能力，甚至使人变成脱离人类的“非人”。这类“非人”构造了隐忧的符号，指向了人类发展走向的分歧，并把人的属性在诸如文化、生理、伦理等方面彻底割裂。而在传统文学的“人”间社会中，这种“非人”是不可能存在的。［10］此类文本有王晋康《转生的巨人》《终极爆炸》，《三体》中的“自然选择”号，何夕《十亿年后的来客》，韩松《地铁惊变》《老年时代》及《看的恐惧》等。由此可以看出，在“人类”的视角下，科幻文学描写了种族、文明、宇宙等一系列宏大命题，另一方面，这一视角也使得某些传统文学主题突破极限、焕发出新的含义。

　　其次，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描写了人类整体的行为。这并不是对集体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简单归附，而是将小说作为“体制的变革基地，也是人类学的试验场”。［11］（P181）它提供的是人类对他者、外来文化反应和接受程度的一种模拟。因此，在种族命运取代了个体命运，人类生存取代了个体生存后，独立的行为不再具有观照价值。在新科幻小说中，可以看到人类作为整体行动着。例如《三体》中描写的星际战争，是“他者”与人类的冲突取代了传统文学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此前提下，人类的行为脱离了国别界限，形成了一种现实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舰队国际”。这正是以人类整体面临危机为假设建立的特殊行动模式和社会试验。《流浪地球》中的人类将地球本身改造成了巨大的“诺亚方舟”，驶向宇宙深处，寻找新的家园，而这“整个移民过程将延续2500年时间，一百代人”。［12］（P15）超越了个体承受范围的行动必将由人类整体来承担。又如小说《湿婆之舞》，个体的“我”代表着人类全体在行动，与作为“他者”的“埃博细菌”对抗，“在那么一刹那，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而我就是人类的代表”。

　　“（埃博细菌）把人类像囚徒一样困在南极洲”。［7］（P351）个体行动中蕴含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同时，在面临种族整体命运危机的情况下，人类整体的行动也意味着存在某种普适价值，而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得以彰显。如在《欢乐颂》中，代表了人类全体的各国元首本该解散世界的理想主义联盟GA，然而当他们共同面对着一个叫做“镜子”的超级文明时，一种宇宙尺度的价值观出现了，人类在此基础上取得和解并重新开始一致行动。

　　它对理想主义的解构与重建，也暗示了人类整体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

　　最后，以“人类”为出发点的叙述必将导致细节描写的宏观化，即宏细节展示。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刘慈欣提出的，［13］本文借此描述科幻小说中表现手法的特殊性。所谓宏细节，就是指不同于传统文学把对象的形象细致入微地描写出来，而是以宇宙为参照系统、以人类为基本单元所进行的超越个体活动时空的大尺度描写，在美学上带来一种传统文学所没有的“惊奇感”。例如，“加速产生的百米巨浪轰鸣着扑向每个大陆，灼热的飓风夹着滚烫的水沫，在林立的顶天立地的等离子光柱间疯狂呼啸，拔起了陆地上所有的大树……这时从宇宙空间看，我们的星球也成了一颗巨大的彗星，蓝色的彗尾刺破了黑暗的太空。地球上路了”。［13］（P68）这段叙述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新科幻小说中的宏细节，所有与个体相关的细节不再具有展示价值，而是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尺度上展现人类的处境，并将人们瞬间带出了传统文学的世界。又如《三体》中对地球、太阳二维化的描写：“它们的聚变发动机都开到最大功率，但仍在跌向二维的三维空间中向着平面无助地坠落……二维建筑物被二维火焰烧得变形扭曲，紧接着，飞船和太空艇纷纷成为巨图的一部分，按照不重叠的规则，二维城市整体扩大为它们让开位置，看上去像是在平面上激起的水波扩散开来。”“太阳接触二维平面的一刹那，跌入二维的部分就在平面上呈圆形迅速扩展开来，很快，平面上二维太阳的直径就超过了三维太阳，这一过程只用了三十秒左右，以太阳半径七十万千米计算，二维太阳边缘的扩展速度竟达到每秒两万多千米。二维太阳继续扩大，很快在平面上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火海，三维太阳就在这血色火海的中央缓缓沉下去。”［14］（P434－440）这种宏细节描写的审美效果正如王瑶指出的“读者被粗暴地拉出‘普通人’的现实世界，进入一个宏大而超越的科幻世界，而惊奇感正是来自于这样一种跨越视差鸿沟的‘飞跃’”。［9］（P96）宏细节展示不仅在空间维度上造成“惊奇”的审美效果，在时间维度上亦提供了令人震惊的阅读体验。在短暂与近乎永恒的辩证转换下，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显得微不足道，集体虚幻的理想主义更见轻浮。例如《无中生有的三个故事》就是时间的宏细节展示。“两千万年的时间过去，数兆吨的物质被转化成能量，变成空间中永远无法再被利用的热。最终，他们交换了这样两句简单的问候……恒星不断出生、成熟、爆发，八亿年后，第二句话成型了”。［7］（P213）极长的时光和极简的行为，对个体而言，时间与价值的关系已经不再匹配，任何终极意义都显得苍白。因此，宏细节展示也顺理成章地解构了科幻文学描述中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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