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国列车》，一个韩国导演的反乌托邦式好莱坞想象

胡晓楠

　　关键词：反乌托邦；阶级革命；技术理性；好莱坞想象

　　2013年，一部改编自法国著名同名科幻漫画原著、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韩国导演朴赞郁担任制片人、韩、美团队合作拍摄的科幻动作片《雪国列车》在全球掀起一场末日之旅。这部电影不仅在韩国上映15天观影人次就突破700万，创下本土电影票房最快增速记录，同时也创下韩片在法国的最高票房纪录，成为第一部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地区大规模上映的韩国影片。整部电影以生态话题为切口，将整个社会装进了一辆没有终点、一直行驶下去的列车中，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微观世界。强烈的画面元素与极具冲突的叙事元素，完成了属于导演奉俊昊自己的文化、政治寓言，但就在导演凭借自己的风格强势闯入好莱坞的同时，好莱坞制作模式下的规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导演的拍摄与剪辑。从奉俊昊多次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也许并不适合做一个好莱坞的导演”来看，《雪国列车》作为韩国导演奉俊昊的首部进军好莱坞作品，可能仍是一种属于好莱坞式的想象。

　　一、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热潮下的末日之旅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描述了一个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国政体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世界”就有了雏形，这是一个由哲学家掌握政权的完美世界，哲学家运用他们的智慧、正义与善意治理国家，拯救城邦和人民，而“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和“平民阶层”三个阶层则需要各司其职，不可逾越。柏拉图赋予了统治者“天赋的权利”，这一信仰虽然成为了后世无数掌权者建立政权的基础，但真正的理想国并未出现，直到16世纪英国政治家托马斯·摩尔（ThomasMore）在《乌托邦》一书中虚构了一个拥有完美的社会、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乌托邦”国家，这不仅讽刺了当时混乱的英格兰社会，也间接推动了18世纪以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为代表的“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发展以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终于，柏拉图所说的“共和国”（即理想国）实现了，但它随后却催生了20世纪两大极权政府，即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这两者都描绘了在工业体系中一切都在严密制度下操作的没有痛苦、饥饿和贫困的“乌托邦”世界。

　　高度极权的“乌托邦”政权展现出了对人性的践踏，对人类自由的束缚，因此“反乌托邦”话语出现了。“反乌托邦”最早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出现，描绘了一种极端恶劣社会的最终形态，这种社会表面上充满和平，但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等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未来世界。充满矛盾冲突的未来世界同样受到电影艺术家的关注，早在1927年默片时代，弗里茨·朗（FritzLang）就在《大都会》中描绘了一个通过底层机器人的革命拆解了由资产阶级和平民劳工阶级构成的极端两级分化的未来社会。1984年英国导演迈克尔·雷德福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再次搬上银幕则标志着电影正式加入了“反乌托邦”浪潮。在近几十年的西方科幻电影中，“反乌托邦”成为绝佳的电影素材，《500年后》《撕裂的末日》《V字仇杀队》等一系列电影都刻画了笼罩在极权统治下充满黑暗、欺骗、控制的未来世界，而美国好莱坞科幻电影《我是传奇》《黑客帝国》《终结者》《饥饿游戏》也不约而同地展现出对“未来完美社会”的讽刺。在这样的“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热潮下，《雪国列车》描绘了2031年在一列永远不会停止的列车上的“乌托邦世界”，与所有“反乌托邦”模式的科幻电影相同，这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充满了阶级矛盾、极权控制以及对人性自由的磨灭，毁灭这种“乌托邦世界”的最终结局让这部影片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反乌托邦式”科幻电影。

　　奉俊昊导演在影片最后选择摧毁了供人类生存的列车，表现出他对“乌托邦世界”所带来的欺骗、控制与机器控制的彻底毁灭。著名的电影研究者戴锦华在采访时也曾对《雪国列车》的结尾颇为认同：“结尾大痛快，我很高兴，人们宁肯迎接末日也不接受某种统治，这种决绝与革命性是好莱坞电影绝不可能提供的。”［1］这样的结局带有导演强烈的自我“反乌托邦”意识，是奉俊昊导演在好莱坞模式限制下创作出的更为激进的末日之旅。

　　二、西方马克思理论思潮下的政治、文化寓言

　　《雪国列车》作为“反乌托邦式”科幻电影，它无疑是一个政治电影，导演认为他的这部电影是残酷却又充满希望的，“人们都拥有想安逸地待在体制里，以及想突破体制的双重欲望。我想讲述的是一个世界的重启，在故事的最后，列车所代表的旧世界崩溃了，两个孩子进入了新世界，这让我们回归自身，反思自我”［2］。在“破雪者号”列车中，底层车厢被不断压迫，极权统治激发了革命，当革命领袖柯蒂斯真正冲进上层引擎车厢的时候，永恒的列车所代表的“技术理性”与窗外自由世界所代表的“人本精神”成为真正的二重矛盾，奉俊昊导演不论在叙事元素还是人物特征中都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试图描绘一部蕴含在西方马克思理论思潮阐释下的政治、文化寓言。

　　（一）毁灭阶级革命自循环平衡的政治寓言

　　“破雪者号”代表着一个阶级分明的完整社会，尾部车厢代表着最底层的被剥削者，隔离车厢、监狱车厢、武装车厢代表着维护极权统治的暴力机器，植物区、水族馆等中层车厢代表了技术劳动者们对极权统治的屈服，而高级乘客车厢则充满了腐朽的统治阶级，最终在引擎车厢控制整部列车的维尔福德则是阶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极权统治的摧残下，尾部车厢的底层群众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这在一开始完全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3］。柯蒂斯在影片一开始鼓励人们：“以前的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夺取永动机（引擎）”，引擎被看作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柯蒂斯要做的就是暴力革命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当柯蒂斯带领无产阶级一层层打破阶级屏障，最终抵达列车头部的引擎车厢时，他看到了真相：所有人都是这辆列车的囚徒，只有保持列车的前行，保持列车内的生态系统平衡，人类才可以生存。柯蒂斯的暴力革命从一开始其实是老列车长吉列姆与维尔福德一起策划的阴谋，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目的，就是保持整个列车的平衡。

　　维尔福德既是上层阶层的极权者，也是整辆列车所代表的社会中调拨和驱动社会平衡发展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他将水族馆、植物馆装进列车中，并保证它们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每一个物种只要可以保证它的数量，那么可持续发展就可以实现。同样，维尔福德认为，“一节又一节车厢，严守自己的位置，永远不变，它们合起来成为一辆列车；而人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保持着最佳人口，合起来就是人类，整辆列车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因此，为了保证人类生态的平衡，人口数量有时需要急剧下降，在影片最后，维尔福德让猎杀者在底层车厢只留下18个人以纪念列车运行的第18年，这其实也是老列车长吉列姆与维尔福德一开始共同策划的结果。革命可以快速地削弱底层和上层人口，老吉列姆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明知被送出来的纸条是维尔福德写的，仍然鼓励柯蒂斯的暴力革命，不论是七人叛乱、麦克格雷戈暴动，还是柯蒂斯大革命，都是周期性的革命，这些革命其实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稳定阶级秩序而被设计的。

　　吉列姆和维尔福德不同的是，他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成员，而更像是代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社会民主党派，这类革命者的革命不彻底，并且不懂得重建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社会民主党孕育了以列宁为领袖的更为激进的共产党派，柯蒂斯等人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群以底层人民为代表的“夺取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他们以推翻极权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然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下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红色”政权都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最终会陷入自循环的死结中。就像不断环球行驶的“破雪者号”一样，维尔福德和吉列姆维护极权统治是保证“平衡”的办法，也是保证“生存”的办法。当柯蒂斯完成阶级革命的胜利时，他被迫陷入了选择，“列车作为一个人类世界，领导人类的重任”的极权象征意义不仅诱惑着他，也诱惑着每一个原本志在改造社会的革命者。

　　在20世纪狂热的社会运动中，阶级革命结束了一个专政政权，却建立了另外一个专政政权。柯蒂斯在“平衡”和“权利”的诱惑下，一开始拒绝了尤娜炸掉列车的要求，阶级革命的弊病凸显端倪，但这种“平衡”只是一种假象，当柯蒂斯看到所谓的“永动机”其实是通过剥削后车厢的儿童完成运转的时候，他抛弃了包装在“平衡”假象下的极权剥削统治，选择毁灭了整个列车。最后列车的毁灭并不代表者人类的毁灭，而是导演摧毁“阶级革命自循环”的政治寓言。当仅存的两个人类再次踏上陆地的时候，远处的北极熊所代表的生态系统与人类则代表了被重启的世界的回归。

　　（二）超越“技术理性”的“人本精神”文化寓言

　　自进入20世纪现代化进程以来，“理性”被不断强化、个体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增强、科学与技术的加速度发展、经济运动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的增大、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信息化条件下的跨时空文化交往和对话等等使社会各个领域一体化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4］（P10）。西方发达社会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快速发展起来，同时20世纪迎来了严重的“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二律背反的文化精神对立矛盾，技术在一定条件下虽然有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它同样不可以满足人类无限贪婪的需求，当技术摆脱了自己作为有限工具和手段的地位时，它变成了一种自律运行的超人力量，而此时人类的自由被技术剥夺了。

　　在《雪国列车》中，技术从世界未被毁灭之前就被人类视作是抵抗自然惩罚的工具，79个国家将抑制全球变暖的人造冷却剂CW79发射到上层大气中，全球温度在一天内就降至可控范围内，同时全球迅速变冷导致人类毁灭的末日也降临了。代替CW79的是维尔福德发明的“永动机”，也就是永恒的“破雪者号”，一个拥有1000节车厢的工业机器，却成为了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上帝。在教育车厢里，“如果我们离开列车，我们会冻死，如果永动机停止，我们都会死掉，而永动机是由伟大的维尔福德先生发明的”这样的精神洗脑式语言被灌输给儿童，这些出生在列车上的新人类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完全服从了极权统治的掌控。

　　列车引擎所代表的“技术理性”看似给予了人类在列车世界中的自由，但从生产到消耗、从生活到工作都被已经“异化的技术”所控制和摆布。所有人类，不论阶级，均陷入被技术机器创造出的困境中：在食物生产车间工作的保罗来自底层车厢，在流水线机器旁日复一日的工作让他的精神涣散，即使知道自己和底层车厢的人吃的唯一食物是由蟑螂制作的蛋白质块，他也已经丝毫没有了知觉；穿梭在头等舱与底层车厢的维尔福德的代言人曼森（蒂尔达·斯文顿饰）与蒙面武士一样，同样是为了捍卫列车、捍卫极权统治的暴力工具，他们被赋予了强烈的“法西斯极右纳粹分子”身份，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看来，法西斯纳粹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他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又变成了孤独的个体，对于孤独的恐惧感驱使他们向某种权威取得归属感，他们在屈从权威的时候也渴望自己成为权威，所以他们成为维护“国家机器（即永动机）”的最好工具。在通过叶卡捷琳娜隧道战斗中，蒙面武士为了在列车上度过完整的18年而停止斗争欢呼新年的来临，实际上就是表示了对“破雪者号”这辆列车的崇拜，机器绑架了人类的意识，极权统治再借“技术理性”摧毁了人类追求自由和本我的精神。

　　早在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理论就描绘了这种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困境，并鼓励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强调人的自由和历史责任感。在《雪国列车》中，面对整个人类被“技术理性”所控制的现状，对文化精神自由的焦虑自然催生了反抗者，这个反抗者不是革命领袖柯蒂斯，而是两个韩国人：南宫民秀（宋康昊饰）和他的女儿尤娜。南宫民秀并不在乎政权的交替，因为他质疑的是“技术理性”为人类带来的“秩序”与“进步”，他的目的是摧毁整辆列车，解放人类真正的精神自由。

　　导演将整个故事放在一个被极权统治的机器世界里，编织了一个寓言故事，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描述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也表现出了自己作为一个东方导演对西方“极权政治”与“技术理性”更丰富的批判。

　　三、后殖民语境下韩国导演的好莱坞想象

　　伴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的殖民势力从殖民地撤走后，西方快速对东方进行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全球化、同质化的殖民过程，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依附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发展的后殖民国家。但同时，专门研究韩国儒学传统的海外学者米切尔·卡尔顿（MichaelKalton）认为，韩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主要由三个来源：即传统的儒家伦理、隐藏的个人主义和近世传入的西方思想［5］（P227）。拥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韩国人受到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体的西方思想影响，所以在面对文化殖民现状的同时，他们付诸了更多反抗和民族统一的色彩，这尤其体现在韩国的民族电影中。

　　《雪国列车》作为一部韩、美合作完成的电影，虽然美国文化价值观渗透其中，但韩国导演奉俊昊保留了属于韩国自己的文化主体身份。在《雪国列车》中，整个列车是一个阶级社会，底层社会的无产阶级由各国有色人种组成：在叶卡捷琳娜隧道一战中，为革命者传递火把带来光明的是黄皮肤的小孩；黑人女性塔尼娅不仅在底层车厢是拥护革命的热血分子，同时也是革命领袖柯蒂斯看到精神领袖吉列姆被杀害、精神混乱后的激励者；韩国人南宫民秀与尤娜则贯穿影片始终，是革命前进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最终解放人类自由的真知者。不仅是底层社会，中层车厢与头等车厢中也是充满了各色的有色人种，整部电影避开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宗旨拍摄的叙事策略，给予了有色人种重要的身份，强调了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观。这在电影研究者戴锦华看来，更像是导演用一种好莱坞式样的影片在对抗好莱坞意识形态，她认为，“在这一两年来，韩国导演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处理我们原来以为是好莱坞独有的电影题材、类型与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拍摄的大片完成了对好莱坞的变奏，是好莱坞导演无法完成或拒绝触及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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