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

　　美国著名实力型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这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封笔之作里，以他惯用的科幻小说模式和幽默、讽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谨以此书纪念西摩·劳伦斯，

　　一个浪漫主义者和致力于推出

　　漂白铺平木纤维纸浆上用墨水

　　讲述的奇异故事的伟大出版家所有的人物，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纯粹是巧合。

　　第一章

　　叫我小库尔特①。我六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都这么叫。其中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自己的。他们背后叫我“那个小的”。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在演讲中说过，艺术家的一个实际可行的使命，就是使人感到活着至少还有点意思。那时有人问我，是不是知道有哪些不辱使命的艺术家。我回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上最高度进化的动物似乎觉得活着很狼狈，或者甚至处于更糟糕的境地。别去管诸如理想主义者遭受酷刑那些极端的例子。我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女人——我母亲和我惟一的一个姐姐艾丽丝，或叫艾丽，如今都已在天国了——都憎恨生活，而且对此直言不讳。艾丽会大声叫嚷：“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马克·吐温这位当时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现在这样七十高龄时，发现人生对他本人、对别人都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他写道：“自我长大成人以后，我从来不希望任何已获得解脱的朋友得到再生。”这句话是在他女儿简突然去世几天后的一篇文章中写的。那些不希望让他们获得再生的人中间，包括简，还有另一个女儿苏珊、他的爱妻和他最好的朋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没来得及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已经有了那样的感觉。

　　耶稣在圣山上的布道中讲到了人生如何不幸：“为悼亡者祈福”，“为逆来顺受者祈福”，以及“为行道而饥渴者祈福”。

　　亨利·大卫·梭罗①有一句名言：“芸芸众生，求存于无声的绝望之中。”

　　所以，我们污染水源、空气以及表土，工业上、军事上制造越来越高效的毁灭器械也就一点不难理解了。让我们抛开虚伪，实话实说。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世界末日来得越快越好。

　　我的父亲，老库尔特，是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筑师，自己得了癌症，妻子大约十五年前自杀身亡。他在家乡驾车闯红灯被捕。后来发现他没有驾驶执照整整开了二十年车！

　　你知道他对逮捕他的警官说了什么？“枪毙我好了。”

　　他说。

　　非洲裔美国爵士乐钢琴家法茨·沃勒①在演奏达到出神入化的忘情境界时，总要大声喊叫。他喊的是：“趁我高兴谁来一枪崩了我！”

　　各种枪支的使用就像打火机一样方便，价格像面包片烤炉一样便宜，任何人有杀人的念头，想杀父亲或法茨或亚伯拉罕·林肯或约翰·列农或小马丁·路德·金②或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都只是举手之劳。借用老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的话来说，这样的发明足以向每个人证明，“活着是烂屎一缸”。

　　第二章

　　假设一下这样的情况：一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放弃了橄榄球，将空体育场改建成一家炸弹工厂。理智至此终结。有点基尔戈·特劳特式的离奇。

　　我讲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远在我进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场看台下面，科学家们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铀裂变。他们的意图是证实核弹的可行性。当时我们正与德国和日本交战。

　　五十三年以后，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学的附属教堂里，纪念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市爆炸五十周年。我也在场。

　　发言的人中有一个是物理学家利奥·塞伦。他很久以前参加了在死气沉沉的体育设施下面进行的成功实验。请你注意：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

　　应该有谁告诉他，在这个星球上连最聪明的动物都如此憎恨活在世上，当物理学家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某人为失去理智的苏联造出了氢弹，确保它威力无比。然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基尔戈·特劳特写一篇故事的真实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②。

　　他因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于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奖。

　　当然，他自己的核弹早已试验完毕。他的妻子是儿科医生！

　　哪种人既能改进氢弹，又能同儿童保健专家结婚？哪个医生能同神经错乱的配偶过日子？“今天单位里有什么趣事吗，心肝？”

　　“有。我的炸弹肯定性能极好。你那个得水痘的孩子最近怎么样？”

　　一九七五年，安德雷·萨哈罗夫被当做圣人，而现在冷战结束，已经没人再为他喝彩。他在苏联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停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也呼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科学院，从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冻土上的一个铁路边的小镇。

　　他没有获准去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他的妻子，当小儿科医生的埃莉娜·波纳代表他前去领了奖。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该问一问，她，或者任何小儿科医生或医务人员，难道不比参与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制造氢弹的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人权？还有什么能比氢弹更无视任何形式的生命权利？纽约市的斯塔腾岛学院于一九八七年六月向萨哈罗夫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他的政府又一次阻止他亲自前去。

　　于是。他们让我代他接受这个称号。

　　我要做的就是，代读一下他的来函。他写道：“不要对核能表示绝望。”我像个机器人照本宣科。

　　我当时还那么彬彬有礼！但这是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这个疯狂的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后的一年。由于核辐射泄漏，今后很多年中整个北欧的孩子可能得病，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小儿科医生大有用武之地。

　　纽约斯克内克塔迪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行为，倒要比萨哈罗夫蹩脚的规劝更能使我得到鼓舞。我曾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过。那儿的消防员给远方的同行兄弟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为抢救生命财产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无私精神。

　　为消防员欢呼！

　　虽然有些人在平日生活中可能只是些于人不耻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却都能变成圣人。

　　为消防员欢呼！

　　第三章

　　在《时震之一》中，基尔戈·特劳特写了一则关于原子弹的故事。由于时震，他不得不再写一遍。请记住，时震后长达十年的重播迫使他和我，还有你，以及所有其他人把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到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所有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特劳特不在乎再写一遍。管它是不是重播，他都能挤出那一摊狗屎，活着就是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簿上埋头写东西。

　　他的这篇小说取名为《不开玩笑》。他还没让任何人看，就把它扔掉了，接着在重播期还得再扔一次。在《时震之一》结尾部分，也就是自由意志重新闯入后的二○○一年夏天海滨野餐会上，特劳特谈到所有他那些撕成碎片冲下抽水马桶，或扔到堆满垃圾的空地，或作其他处理的小说时说：“来得容易去得快。”

　　《不开玩笑》的篇名有其来由，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在太平洋岛屿巴那鲁鲁对美国轰炸机“乔伊的骄傲”机组人员进行绝密军事法庭审判中一个法官说的话。

　　“乔伊的骄傲”本身毫无过错，停泊在巴那鲁鲁岛上的一个飞机库里。飞机是以飞行员的母亲乔伊·彼得森的名字命名的，她在得克萨斯州考帕斯克里斯蒂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骄傲”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层意思是自尊，另一层意思表示狮子群。①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扔下，接着在长崎又扔下一枚之后，“乔伊的骄傲”接到命令去横滨，在两百万“黄皮肤小杂种”头上再投下一颗原子弹。早在那时，人们就把黄皮肤的小杂种称做“黄皮肤的小杂种”。那是战争时期。特劳特是这样描写第三颗原子弹的：“像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里的锅炉那样大小的紫颜色的操他娘的家伙。”

　　它太大，飞机弹舱里放不下，因此在飞机肚子底下挂着。当“乔伊的骄傲”向蓝色的远方天际出发时，它离起飞跑道地面仅一英尺。

　　当飞机接近目标时，飞行员在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上自言自语地说，等他们完成了手头要做的事，他那位当产科护士的母亲在家乡就将成为知名人士。轰炸机“埃诺拉的欢乐”也是以一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的。飞机在广岛投下核弹后，那个女人红得像电影明星。横滨的人口是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的两倍。

　　但是，飞行员思考再三，越来越觉得，他那位已当寡妇的慈祥的母亲不可能对记者说，她儿子的飞机一次炸死平民百姓的人数创了世界纪录，为此她感到无比幸福。

　　特劳特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已经去世的姑奶爱玛·冯内古特。她说她恨中国人。她现也已去世的女婿科夫特·斯图亚特，他曾经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图亚特书店的老板，告诫她说，一下子恨那么多人未免缺德。

　　无论什么。

　　“乔伊的骄傲”上的机组人员，不管怎样，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告诉飞行员，他们的想法同他一样。他们孤单单地飞行在高空。他们不需要战斗机护航，因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任何空中力量了。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战争已经结束。也可以说，在“埃诺拉的欢乐”把广岛变成焚尸炉之前，形势已经如此。

　　再引一段基尔戈·特劳特说的话：“这已经不是战争，摧毁长崎也不是战争需要。这是为了讨一句‘亏得美国佬把事情办成了！’这是露一手而已。”

　　特劳特在《不开玩笑》中说，那个飞行员和投弹手在前几次执行任务时感到自己像神一样。那时他们在别人头上扔下的只是燃烧弹和传统的高爆炸药。他写道：“但这个神只是小神，他们把自己看做专事复仇、破坏的小神。而现在孤零零地飞行在天上，机身下悬着那枚紫颜色的操他娘的家伙，他们感到像当老板的上帝本人。上帝有一个以前不属于他们的选择——大慈大悲。”

　　特劳特本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飞行员，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是个中尉，做过欧洲战场陆军野战炮兵的先遣侦察员，挂着望远镜，带着报话机，跟随步兵甚或走在他们前头。他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弹片或白磷或其他任何东西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才能奏效。

　　他本人肯定没有发过大慈大悲，据他自己说，他认为也不应该慈悲。我在二○○一年离宫作家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问他，他在战争中干过些什么，他把这场战争称做“文明的第二次未遂自杀”。

　　他不带一丝悔意地说：“在一场弹片的暴风雪中，我让德国兵在崩裂的地面和爆炸的天空中间变成了夹心三明治。”

　　“乔伊的骄傲”上的飞行员让飞机在高高的空中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飞机下仍然挂着那枚紫色的操他娘的家伙。飞行员朝着巴那鲁鲁返航。“他就是这么做的，”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一定会希望他这么做。”

　　在后来的绝密军事法庭审判过程中，有人说到一件事使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为此法官重重地敲着木槌声明，受审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可不是开玩笑的”。引起哄堂大笑的原因是原告对空军基地人员的作为进行的描述。他说，当“乔伊的骄傲”带着那枚高于跑道地面仅一英尺的紫色的撵他娘的家伙准备着落时，基地的人从窗子里跳出来，都尿了裤裆。

　　“各种各样的车辆混乱中互相碰撞在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然而，法官刚刚恢复法庭秩序，太平洋海床就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把巴那鲁鲁、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和未经使用的核弹等等一口吞没。

　　第四章

　　优秀的德国小说家和绘画艺术家君特·格拉斯①得知我生于一九二二年时，对我说：“在欧洲已经遇不到你这样年纪的、你可以与之聊天的男性了。”在基尔戈·特劳特和我参战的年月，他同埃利·韦瑟尔②、杰赛·柯辛斯基③和米洛斯·福曼④等许多人一样，还只是个孩子。我算是幸运的，出生在这里而不是那边，来自一个白人血统的中产阶级大家庭，我坠地的屋子满是书籍和图画。这个大家庭现已不复存在。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①的朗诵会。在会上他带着说教意味，对自己这一辈子生活比常人好了许多表示歉意。我也应该这么做。

　　至少我在今年五月抓住了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对我的出生地表示感谢。我说：“如果再让我活一次，我仍然选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出生。我仍选择离这儿大约十条马路的北伊利诺大街四三六五号度过我的童年，仍然甘愿成为那座城市公立学校的学生。

　　“我仍然将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选修细菌学和定性分析。

　　“西方文明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一切曾向我敞开的，也都向你们敞开。如果你们留心注意，就会发现这一切：音乐、金融、政府、建筑、法律、雕塑与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还有书本、书本、书本，还有老师和行为榜样。

　　“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

　　我也教诲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给了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他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寿保险商人，曾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五○三三号。他说如果事情进展非常理想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它。

　　“他指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普通的场合：也许是炎热的下午在树阴下喝柠檬水，或者闻到附近面包房飘出的香味，或者悠然垂钓但并不在意是否钓到鱼，或者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独自优美地弹奏钢琴。

　　“亚历克斯叔叔让我在遇到这样心灵感受时太声喊出来：‘真是美妙之极！’”

　　另一方面我也很幸运：在我一生的前三十三年，用笔墨在纸上讲故事是美国主要的行业。虽然我那时已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决定：辞掉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待遇的通用电器公司公关员这一工作。我把小说卖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能赚到更多的钱。

　　它们充斥着广告，每期刊登五篇短篇小说和悬念很强的连载故事。

　　这几家是我的产品出价最高的买商。还有许多其他杂志亟需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我把一篇小说寄给我的代理人后，心里明白，尽管它可能一次又一次被退稿，但最终总会有人愿意付或多或少的钱购买。

　　但在我们一家从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搬迁到科德角不久。电视的出现使我靠玩小说弹球机谋生成了过时的老把戏，因为对广告商人而言，投资电视比杂志要划算得多。

　　我乘车往来于科德角和波士顿之间．为一家工业广告代理商工作，然后又代销萨博汽车，再后又去一所专为那些糟糕透顶的纨挎子弟开设的私立中学教英语。

　　我的儿子马克·冯内古特医生写过一本关于自己在六十年代发疯的经历的书，书写得是一流的，然后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今年夏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举办了他个人的水彩画展。一个记者问他，在一个名人的家庭长大滋味如何？马克回答说：“我长大的时候。

　　我父亲是个汽车代理商，就连到科德角专科学校找个教书的工作，也没能耐。”

　　第五章

　　我仍然不时构思些短篇小说，好像还能写出钱来似的。

　　旧习难改。过去写作还能得到一时的名誉。读书人曾经兴味十足地互相间谈论雷·布雷德伯里，或者J.D.塞林格，或者约翰·契弗，或者约翰·考利尔，或者约翰·奥哈拉，或者谢莉·杰克逊，或者弗莱纳里·奥康纳，①或者任何其他人近期在杂志上发表的某篇小说。

　　一去不复返了。

　　我现在如果有了短篇小说的构思，就粗略地把它写出来，记在基尔戈·特劳特的名下，然后编进长篇小说。这里是另一篇从《时震之一》的尸身上切割下来的题为《B36姐妹》的小说的开头：“在蟹状星云里那个由女性统治的布布星球上，有三个姓B36的姐妹。她们的姓氏与地球上一种设计用来向腐败政府领导下的平民投掷炸弹的飞机名一样，这纯属巧合。地球和布布星相隔遥远，根本无法交流。”

　　还有一处巧合：布布人的书写文字很像地球上的英语，由二十六个语音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的标点符号以横排形式构成颇有特点的组合。

　　特劳特的故事是这么说的：三个姐妹都十分漂亮，但只有其中两人受到大众的喜爱，一个是画家，另一个是短篇小说作家。第三个妹妹是个科学家，总是让人讨厌。她三句话不离热力学，实在乏味不堪！她很妒忌她的两个姐姐。

　　她暗暗下了决心，要使她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姐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这是一句特劳特最喜爱说的话。

　　特劳特说，布布人是该星系中适应能力最强的。这要归功于他们了不起的大脑袋。他们的大脑可以进行程序设计，以至决定做或者不做、感觉或者不感觉任何东西。只要你说得出！

　　这种程序化不是通过外科手术或电，也不是通过任何其他神经病学的侵入方法来完成的。它是通过社会生活方式进行的，不必做其他事，只需谈话、谈话、谈话。对符合规范的良好的感情和行为，成年人用称赞的语言同小布布人说话。青年人的头脑在对此作出反应时会产生电流，自动得到文明的乐趣，自动规范行为。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通过给以最小的刺激使布布人在兴奋中获益，这似乎是个好办法，比如说用特殊横向排列的二十六个发音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标点符号，或者用加木框的涂抹过颜料的平整表面。

　　小布布人在读书的时候，成年人可以打断他的阅读，根据书的内容的不同问他：“很可怜是不是？小女孩漂亮的小狗刚刚被垃圾车压死。你读着是不是要掉眼泪了？”如果是一篇截然不同的故事，成年人会说，“是不是很好笑？那个骄傲的阔老头踩到柠柠皮上，掉进没盖的下水道入口了。

　　看了是不是快笑破了肚皮？”

　　柠柠是布布星球上一种类似香蕉的水果。

　　如果有人带一个未成年的布布人去艺术馆，小孩还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某张画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在笑？有没有可能她心中不悦但脸上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你说她结婚了没有？她有没有孩子？她待孩子好吗？你认为她接下来想到什么地方去？她想不想去？如果画面上是一碗水果，成年人或许会问：“这些柠柠看上去够好吃吧？好吃，咬啊咬啊！”

　　这些布布人教育孩子的例子，不是我凭空想像的，是基尔戈·特劳特写的。

　　通过这种方法，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布布人的头脑中，会形成电流，或称做集成电路块也可以。这东西在地球上我们称为想像力。的确，正是因为广大的布布人具有充分的想像力，当短篇小说作家和当画家的B36姐妹受到了厚爱。

　　三姐妹中的那个坏女人虽然也有想像力，但不属于鉴赏艺术领域。她不读书也不去美术馆。她小时候一有空就到隔壁疯人院的园子里去玩。园子里的精神病人不会伤害人，所以她同他们做伴大家都认为是值得嘉许的富有同情心的行为。但是那些疯子教她热力学和微积分，还有其他东西。

　　这个坏妹妹长成青年妇女后，她和那些疯子一起设计了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接着她从腰缝万贯的母亲那儿得到资金，生产和推销那些邪恶的器具，使想像力成为多余。这些商品一下子走俏市场，因为节目十分吸引人，而且看节目不需要动脑子。

　　她赚了很多钱，但真正使她高兴的是她的两个姐姐开始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年轻的布布人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培养想像力，因为他们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热闹放纵的蹩脚货。他们看着印刷的纸张和绘图，心中寻思，老看如此单调死板的东西，怎么能获得快感。

　　坏妹妹的名字叫柠柠。她父母给她取名时，不知道她将来会变得如此苦涩。这主要不是因为她发明了电视机。

　　她还是不受欢迎，因为她还是那样的乏味。于是她就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以及其他东西。

　　她就是这样叫人讨厌至极。

　　新一代的布布人长大了，没有一点儿想像力。柠柠卖给他们的那些破烂货完完全全满足了他们的口味，使他们不再感到枯燥单调。怎会不满足？真见鬼。

　　然而，没有了想像力，他们也就没法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从别人的脸上阅读出饶有趣味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于是，根据基尔戈·特劳特的说法，“布布人成了当地星系中最冷酷无情的生物”。

　　第六章

　　特劳特在二○○一年海滨野餐会上说，现在生活十分反常，这点无可否认。他继续说：“但是我们大脑的容量很大，足以通过像现在这样的人造意境，使我们适应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滑稽结局。”他指的是星空下海边沙滩上的野餐聚会。“真是美妙之极！”他说。

　　他声称用海带和龙虾、海贝一起蒸的玉米棒是仙品。

　　他还说：“今晚的女士多么像天使！”他是把玉米棒和秀色可餐的女士作为意念进行品尝的。其实他上腭假牙床不牢固，吃不了玉米棒。他与女人间的长期关系一直是灾难性的。在他创作的惟一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再吻我一回》中，他写道，“一个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的长相那般姣好，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

　　小说结尾的寓意是：“男人都是愚蠢的怪物，女人都神经不正常。”

　　对我来说，人能创造的主要意境就是舞台剧。特劳特把舞台尉称做“人造时震”。他说：“地球人还不知道自然界有时震现象时，就已经发明了它。”这话不假。当幕布拉起，第一场第一幕开始时，演员们都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不管是好是坏的所有事情最终将如何结局。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按部就班地做下去，就好像未来仍然是个谜团。

　　是这样，当二○○一年的时震将我们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它将我们过去的十年变成了未来的十年，因此，到时间我们都还记得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在下一次时震后的下一次重播开始时，请记住：戏还得演下去！

　　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使我感动的人工时震是一出老戏。

　　这是已故作家桑顿·魏尔德①的《我们的小镇》。我大概已经看过五六遍，但仍然兴趣不减。而今年春天，我可爱的十三岁女儿莉莉参加学校排演，在这部无辜的、感伤的名剧中扮演格洛弗角墓园中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这部戏将莉莉和她班里的同学从演出那天晚上一下子弹回到了一九○一年的五月七日！时震！直到最后一幕女主角艾米丽的葬礼结束，剧场幕布降落为止，他们都成了桑顿·魏尔德想像中过去的木偶。到演出结束他们才能重新生活在一九九六年。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自己决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重新支配自由意志。

　　莉莉装扮—个死去成年人的那天晚上，我伤心地想到，她高中毕业时，我将已七十八岁，她大学毕业时，我就八十二岁了，依此类推。还谈什么向往未来！

　　那天晚上真正对我造成心理冲击的是演出的最后一幕。送葬的人们将艾米丽埋下后，下山回到村里。艾米丽向他们告别，说道：“再见了，再见了世界。再见了，格洛弗角……妈妈和爸爸。再见了滴答行走的钟…‘还有妈妈的向日葵。还有吃的东西和咖啡。还有新烫好的衣服和热水浴……还有睡觉和醒来。啊，世界，你真是太美妙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遘一点。

　　“还活着的时候有谁真正意识到生活吗？——每一分钟每一分钟的生活？”

　　每次听到这样的台词，我自己变成了艾米丽。我还没有死。但有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已与它说过再见，再见了。这个地方看来就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格洛弗角一样，安全而纯朴，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有滴答作响的钟，有爸爸和妈妈，还有热水浴、新烫好的衣服和其他的一切。

　　就是：我一生最初的七年，那时先是该死的大萧条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把事情搞得不堪收拾。

　　听人说年纪一大你先没了脚力和眼力。这不正确。首先没有的是平行停车的能力。

　　我发现自己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一些几乎已经无人知道无人关心的戏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我们的小镇》中的墓园片段，或者田纳西·威廉斯是《欲望号街车》中的打扑克场面，或者阿瑟·米勒②的《推锖员之死》中那个勇敢耿直、普通得可怜的美国人自杀后威利·洛曼的妻子所说的一句话。

　　她说：“要多加小心。”

　　在《欲望号街车》中，布朗茜·杜波依斯在被她姐夫强奸后送进精神病院时说：“我一直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肠。”

　　那些台词，那些情景，那些人物成了我年轻时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标，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依然如此。那是因为首次听到那些台词、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我身处整个剧场全神贯注的着迷的观众之中。我被凝固了。

　　倘若我是—个人独坐家中，吃着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盯着面前的阴极射线屏幕，对这些场面我就会无动于衷，就像看“周一晚橄榄球”那样索然无味。

　　早期电视最多只有五六个频道时，即便是一个人端坐家中，阴极射线屏幕上重要的优秀戏剧节目仍然能够使我们感到像全神贯注的剧场观众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由于可供选择的节目有限，因此很有可能朋友和邻居观看的也是我们看的同一个节目，大家仍然觉得电视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那时我们甚至可能就在当晚造访朋友，问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看那个节目了吗？嗬！”

　　一去不复返了。

　　第七章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我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声称，我们的这场战争将在影视中永存，而其他战争则不然，那是因为纳粹的军服很有特色。

　　在谈到近期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为了石油对某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们的将军穿的迷彩装时，他的评述语带不屑。“我无法想像，”他说，“这种花花绿绿的睡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会使他们不易发现，而不是更加显眼。”

　　“很显然，”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在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煎蛋卷中间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问我的哪些亲戚在战争中受过伤。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那是我的太外公彼得·里埃伯。他是个移民，南北战争中一条腿受了伤以后，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酿酒厂的老板。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存有疑心，如同伏尔泰、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也如同后来的基尔戈·特劳特和我一样。

　　我告诉特劳特，彼得·里埃伯的英国籍连长给他的下属颁发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作为精神激励，而他手下的士兵全是些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者。听了我的叙述，特劳特讲述了他自己改编的《创世纪》故事。

　　正巧，我身边有录音机，于是打开录下。

　　“请别吃了，仔细听着。”他说，“我说的内容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假牙盘朝嘴的上腭推了推。

　　每过两分钟左右假牙盘就又会掉下来。他是个左撇子，就同我以前一样，后来我父母硬让我调整过来。我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莉莉也都是左撇子。我们亲昵地称她们俩“提桶伊迪”和“棒糖莉莉”。

　　“宇宙之初，世上什么也不存在，我的意思是绝对一无所有。”他说，“但是，无中意寓着有，就如上意寓着下，甜意寓着酸，男人意寓着女人，迷糊意寓着清醒，幸福意寓着悲哀一样。朋友们，邻居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意寓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意寓。如果你们对此不满，为何不回到你们出来的地方？“无尽的虚无所意寓的第一件东西，”他说，“其实是两件东西，上帝和魔王撒旦。上帝是男的，撒旦是女的。他们各自意寓着对方，因此在新诞生的权力结构中是平等的竞争者。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意寓。权力是由虚弱意寓的。”

　　“上帝刨造了天和地，”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作家写道，“而地无形态，大洋表面之上是虚无和黑暗。上帝的神灵从海面上掠过。撒旦也可以这么做，但她认为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太愚蠢。目的何在？但她开始时缄口不言。

　　但是当上帝说‘让天上现出光’而光出现时，撒旦开始对上帝心存忧虑。她开始疑心重重，‘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还要走多远？他是不是想让我帮他收拾这一副烂摊子？’“接着，事态真的变得不堪收拾。上帝按照他自己和她的漂亮的缩小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给了他们自由，以观察他们如何行事。”特劳特说，“伊甸园可以被看做是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角斗的原型。”

　　他说：“撒旦无法取消上帝已经完成的事。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痛苦。她发觉了上帝未曾察觉的东西：活着意味着要么乏味得要命，要么害怕得要死。

　　于是她在一个苹果里装入了各种想法，至少可以用来解脱烦闷，比如牌和骰子游戏的规则，性交的方法，酿制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的配方，以及各种可以吸其烟雾的植物的图画等等。还有如何创作音乐，如何非常疯狂非常性感地唱歌跳舞的说明。还教你在别人踩到你脚趾时如何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撒旦让一条蛇将苹果交给夏娃，夏娃咬了一口，递给亚当。他也咬了一口，然后两人开始淫乱。”

　　“我承认，”特劳特说，“苹果里的有些想法对少数品尝者有灾难性的副作用。”这里我们应该说明，特劳特他本人不是个酒鬼，也不是吸毒者，也不是赌徒，也不是色情狂。

　　他只动笔杆子。

　　“撒旦别无他图，只想帮忙，很多情况都是如此。”他下结论说，“她用来医治社会病疾的秘方，偶尔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广的实绩，并不比现今声誉最好的药房来得逊色。”

　　第八章

　　撒旦酒宴菜单的副作用，在许多伟大美国作家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时震之一》中，我构思了一个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其中的四个客房套间都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和尤金·奥尼尔①套间在大楼的二层，辛克莱·刘易斯②套间在三层。约翰·斯坦贝克③套间在汽车房里。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两个星期后，基尔戈·特劳特到达离宫时惊呼道：“你们的四个摇笔杆子的英雄全都是有案可稽的酒鬼！”

　　赌博毁了另一个作家威廉·萨洛扬④。狂饮加上嗜赌搞垮了记者阿尔文·戴维斯，一个我十分思念的朋友。有一次我问阿尔①，赌博中获得的最大刺激是什么。他说那是在一场通宵赌牌中他输得精光后获得的感觉。

　　几小时以后他带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钱又回到了赌桌边，也许是向朋友借的，也许典当了用品，也许找了放高利贷者。他在桌边坐下，说：“算我一个。”

　　已故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说，他的许多朋友失于对酒精、宗教或象棋三者之一的沉迷。基尔戈·特劳特沉迷于用墨水在漂白铺平的木纤维纸浆上以二十六个发声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的标点符号进行有特色的横向排列，同样难以自拔。对任何把自己想像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他是个黑洞。

　　我两次结婚，一次离婚。我的两个妻子，简和现在的吉尔，都曾说过，在这方面我同特劳特十分相似。

　　我母亲沉湎于富人的生活，习惯了佣人和无穷无尽的开销账单，喜欢举行奢侈的晚宴，经常坐头等舱去欧洲旅游。因此，可以说整个大萧条期间她受尽了孤独症的折磨。

　　她经历了文化适应！

　　经历了文化适应的人是指那些自以为是某类人，而发现别人已不再把他们当做那类人对待的人，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同以往了。一场经济灾难、一项新的发明、外国的入侵或政治分裂，都能很快产生这种效果，快于你说一声“杰克·罗宾森”①。

　　在《被放逐到冥王星的一个美国家庭》中，特劳特写道：“对任何种类的爱构成最有效打击的，是发现你原先合适的行为现已变得荒诞不经。”他在二○○一年的海滨野餐会的谈话中说，“要是我没有学会如何在脱离文化和杜会的状态下生存，那么文化适应早已把我的心打碎了一千次。”

　　在《时震之一》中，我让特劳特把他的短篇小说《B36姐妹》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拴在捎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中。那地方在曼哈顿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汇西边两个门。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那天下午，与假设中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时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说过，文学艺术院的成员不用电脑。而热衷于用老办法创作老式的艺术。他们也经历着文化适应。他们就像蟹状星云中母权杜会的布布星球上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一样。

　　真的有一个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时震之一》中，我把它的总部设在一幢豪华的大楼里。楼外门前真的有一只消防水龙头。大楼里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几个接待厅、会议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还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一九一六年通过的法令，文学艺术院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个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塑家。

　　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①。他们的队伍不断缩小。活着的成员有一项工作就是提名，然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新人来填补空缺。

　　文学艺术院的创建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亚当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缪尔·克莱门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⑤。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可能很多。他们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头脑。

　　我在《时震之一》中说过，到了二○○○年，他们那类艺术匠人在大众眼里，“就像现今在新英格兰旅游城里制作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被叫做‘转转轮’的一种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

　　第九章

　　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文学艺术院的创始人，同发明了录音机、电影和其他东西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旨在吸引全世界亿万人注意力的发明，还只能发出难听的粗叫和摇曳的光影，还只是生活本身的挖苦作品。

　　文学艺术院现在占据的大楼，是一九二三年由慈善家阿切尔·米尔顿·亨廷顿出资，麦克金－米德－怀特公司设计的。那年，美国发明家李·德·弗莱斯特造出了新的器械，能给电影配上声音。

　　我在《时震之一》中有一个二○○○年圣诞节前夜在莫妮卡·佩帕办公室的场景。莫妮卡是虚构的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那是基尔戈·特劳特将《B36姐妹》手稿放入门口无盖铁丝垃圾篓里的那天下午，离时震发生还有五十一天。

　　佩帕夫人，也就是困于轮椅的残疾作曲家佐尔顿·佩帕的妻子，与我那个极端厌世的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艾丽死于很久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当时我三十六岁．她四十一岁。要债的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世上的一切都对她构成了致命的癌症。这两人都是漂亮的金发女郎，这点没问题。但她们身高都是六英尺二！两个女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永久性的文化适应，因为除了在非洲的瓦图西人①中间．这么高的女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

　　两个女人都有不幸的身世。艾丽嫁给了一个不错的男人，但他在愚蠢的生意中亏掉了他们两人的所有积蓄，而后又再亏了一些。莫妮卡·佩帕是造成她丈夫腰部以下瘫痪的原因。两年以前，在科罗拉多州艾斯本的—个游泳池里，她碰巧跳水落在他的身上。艾丽债台高筑，又有四个儿子要抚养，但至少她只要死一次就了事了。而在时震发生后，莫妮卡·佩帕还得再来一次燕式跳水，朝她丈夫身上砸去。

　　二○○○年圣诞节的前夜。莫妮卡与佐尔顿正在文学艺术院她的办公室里交谈。他们俩年龄相同，都是四十岁，是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他们没有子女。由于她的缘故，他那件器具已不顶用。佐尔顿哭笑无常显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吵闹主要是因为隔壁家那个五音不辨的孩子。他通过一种叫“沃尔夫冈”②的新电脑软件的帮助，谱写了一部模仿贝多芬但质量尚可的弦乐四重奏。

　　那个惹人讨厌的孩子的父亲，还偏偏把他儿子的电脑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乐谱拿来给佐尔顿看，问他写得好不好。

　　就好像那条残腿、那件派不上用场的器具还不足以使佐尔顿情绪失控，一个月前，他当建筑师的哥哥弗兰克由于自尊受到几乎同样的打击而自杀身亡。对的，由于时震弗兰克将被从坟墓里拖出来，当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的面，再次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崩裂。

　　事情是这样的：弗兰克到药店去买避孕套，或者口香糖，或者别的什么，药剂师告诉他，他十六岁的女儿已经成了建筑师，并想从高中退学，因为中学里太浪费时间了。学校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那些只配进初级学院的低能儿——买了一种新的电脑软件，通过这个软件的帮助，她为这个死气沉沉的地区的青少年设计了—个娱乐中心。这种电脑软件叫“帕拉迪奥”①。

　　弗兰克来到电脑商店，要求在购买之前先试一下“帕拉迪奥”。他怀疑这种电脑软件对像他这样一个受过专门教育、以建筑设计为专业的人会有什么帮助。于是，就在店堂里面，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帕拉迪奥”完成了他让它做的事，画出了可供承包商按托马斯·杰斐逊②风格建造一座三层停车库的图纸。

　　弗兰克尽他所能，提出了最不可思议的设计要求，满以为“帕拉迪奥”一定会告诉他去另请高明。但事情并非如此。电脑向他发了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表，问他设计停放多少辆汽车。由于各城市对当地城市建筑有不同规定，问他建在哪个城市、车库是否也供停放卡车使用，等等，等等。

　　它甚至还询问周围建筑的情况，是否能与杰斐逊风格的建筑融为一体。它还以迈克尔·格雷夫斯或贝聿铭①的方式向他提交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

　　它告诉他排电线和管道的方案，以及他能说出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估计造价。

　　于是，弗兰克回到家里，第一次自杀。

　　两个二○○○年圣诞节中的头一个圣诞前夜，佐尔顿·佩帕在文学艺术院他妻子的办公室里又哭又笑。他对他漂亮但腼腆的妻子说：“过去一个人在他的行业中遇到灾难性的大倒退，人们常用的说法是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端还给他。我们的头现在被镊子钳提着交还给我们。”

　　当然，他话中指的是集成芯片。

　　第十章

　　艾丽死于新泽西。她丈夫也是个印第安纳州本地人，两人都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皇冠山公墓。安息于此的还有山地人诗人、终身未娶的酒鬼詹姆斯·维特考姆·莱利①，还有三十年代可爱的银行抢劫犯约翰·迪林格．还有我的父母库尔特和伊迪丝·冯内古特，还有哈佛毕业的人寿保险商、遇到高兴事就说“真是美妙之极”的我父亲的小弟亚历克斯·冯内古特，还有我们再前面两代的祖先：一个酿酒厂老板、一个建筑师、几名商人和几名乐师，当然，还有他们的妻子。

　　济济一堂！

　　约翰·迪林格是个农家孩子，从监狱逃出，手持一把用破搓衣板削成的木手枪。他是用鞋油把枪涂成黑色的！此人真是妙趣横生！逃跑期间，他抢劫银行，然后消失在荒野树林中。此间他还向亨利·福特写了一封表示崇拜的信，感谢这位老反犹太分子制造了适合于逃犯用的如此快速便捷的汽车！

　　在当时，如果你的驾驶技术好，又有好的汽车，就有可能在警察的追捕中逃脱。这才叫公平竞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得到的东西：一块平整的运动场地！

　　迪林格只抢阔佬大户，抢武装警卫看守的银行，而且事必躬亲。

　　迪林格不是个阴险的面堆笑容的骗子。他是个运动健将。

　　总有人起劲地在公立学校的书架上搜寻煽动性的书籍，这种举动永远不会停止。但两种颠覆性最大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而且丝毫未遭怀疑。其中一个是罗宾汉①的故事。虽然约翰·迪林格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显然他从罗宾汉的故事中得到了澈励：这是一个男子汉生活中该如何行为的体面的榜样。

　　在当时美国非知识分子家庭中，电视上的无数剧目尚未充斥孩子们的头脑。他们只听过或者读过有限的几篇故事，因此记得住，也有可能从中学得点什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灰姑娘》总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丑小鸭》是另一个。再一个就是罗宾汉的故事。

　　还有一则像罗宾汉的故事那样对既定权威表示不屑的是《新约全书》中描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灰姑娘》和《丑小鸭》则不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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