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艺最吸引人之处是其瑰丽雄奇的想象力生产方式及其文本再生产模式。科幻文学总是时代进步的变革性力量，想象力则是推动这种“自反性力量”生成的活力之源。

　　因此，不同时代的科幻作家都会使用特定的想象力资源来构建他们脑海中的未知世界、幻想情境与异己角色。读者要了解科幻叙事所构建的完整的“虚构图景”或“非现实世界”则需不断“变换角度，去体悟不同视角、不同构建的意义”。①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想象力经验则在知觉—心理表象与虚构世界之间架设“沟通之桥”，实现想象力资源的传递、接受与再生产。

　　一、想象力及其在科幻叙事中的运用想象是人类借助符号手段对大脑中已有的表象（建立在现象世界感知基础上的“心理遗存”）进行加工并创造出新形象的思维过程。想象力是想象机制的“外化”，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从离开母胎至能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们一直在把周遭的一切以地图的形式蚀刻进脑神经回路，接着在图上逆向刻下我们的行动轨迹，再标上记号，为它们命名，最后宣布我们对它们的所有权。”②大脑的想象机制通过制图功能对知觉“完形”，并在“格式塔”（符号）与对象物（观念）之间建立语义关联，实现对想象建构物（新形象）的编码和显义。“脑部扫描可显示出我们对看到和触摸到的物体的认知过程所形成的直观功能图像”，①在神经信号的刺激和参与下，大脑完成“想象力制图学”赋义过程。

　　因为“只有那些原则上能被知觉想象出来的东西，才会真正被人们理解”。②想象力建构通常通过三个方面实现。

　　首先，人们将想象力理解为生理（神经元活动）机能，即人类将抽象符号与身体感知相互联结的能力。古希腊语将想象力描述为人类对外在物象或心理表征进行模仿的“模式化生产”。它是“将不在场的事物带入到当前的能力。这就需要想象力能将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但当前并不在场的事物或情景进行再生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它就必须与某一知觉关联”。③想象力在此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对现实世界的临摹或模仿，属于联想的范畴，它会调动感知来完成，例如我们的回忆和梦境等。联想想象依赖大脑的脑波和沟回间的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生理印象与知觉遗存，常带有偶发性、自动化特征。因此，想象力是依赖人类感知印象而存在的、会因为外在干扰因素的“屏蔽”而“日渐式微的感觉”。④二是人类对纯粹表征物的凭空创造，即虚构想象。不管是联想还是虚构，想象力的意义生产都需借助某种中介，它们可以是语言文字、视觉图像以及心理印象等。生理感知层面的想象力建构的结果总是某种诉诸感官的仿拟物，抽象符号建构的意象世界被受者“还原”“完形”与“重构”，图像符号通过表象形式在受者知觉系统中显现，心理印象则通过回忆、冥想和抽象思维的参与而被受者理解。

　　其次，想象力是一种高级思维能力，它是人类“知觉统合”的抽象描述，即康德意义上的“综合”。“我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把综合理解为把各种不同的表象相互加在一起并在一个认识中把握它们的杂多性的行动。”它们是“把各种要素集合成知识、并结合成一定的内容的东西”。⑤想象是人类主体从旧有表象系统中抽取必要元素或创造素材再对它们进行分析、重组并加入新的要素，创造出与“原始表象”有联系又有本质不同的新形象的过程。综合产生的新形象即为“想象表象”，它包括存在但主体未曾感知的经验或事物的表象、历史经验或与未进入主体认知体系的表象、未来世界会有的事物或经验的表象以及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的表象等。⑥想象力虽然建基于人类的生理活动之上，但也是更纯粹的“精神思辨”。作为主体精神与生理机能相互作用的结果，想象力推动人类创造性实践的发展。此外，想象还“不断生成、变化，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丰富”。⑦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经验是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的，我们却可以通过想象力建构来补充知识经验的不足。例如，文学想象通过驾驭综合虚构手段生成了丰盈充裕的审美意象谱系。曹植《洛神赋》就借助“修眉”“皓齿”“丹唇”“明眸”等诉诸感官的表象与“惊鸿”“游龙”“朝霞”“芙蕖”等诉诸知觉的隐喻来“重组”和“再现”想象中的洛神形象。

　　最后，想象力也蕴含着巨大的审美创造功能。“想象力并不是自然而成，不只是基于对外在形式和表现的简单模仿，更多的是指对它本身的样子的创造性构建。”①启蒙主义者认为，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自身能力和“自由意志”借助于想象力而获得张扬，人类的“情动本质”也在审美活动中得以彰显。想象力帮助人类在叙事中构建超越现实的“超验认知系统”，例如将已知世界“陌生化”为“异质的他域”，将未知世界“具象化”为我们熟知的“日常生活编码”，甚至将尚未发生的未来情境和超自然经验“置入”科学理性的“规训”之下。创造性想象常常表现为某种自由形态，将创造属性寓于变化之中。“想象常常以一种弥散的形式呈现自己，它以一种瞬息万变的方式把握对象。”②想象力在科幻叙事中转变为某种“解放力量”，它不仅将人类认知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也在表意领域创造新的认知话语范式。

　　二、网络科幻小说的想象力资源及其审美范式的演变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源自晚清，在２０世纪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③晚清科幻小说的想象力资源丰富庞杂，既有来自传统文化的成果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也包括文学翻译界对西方现代文明、制度、器物和科技的想象。在文体和审美层面，晚清科幻小说的求新求变常让位于知识界对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想象与救亡图存启蒙使命的伸张。吴岩将晚清科幻的“未来想象”定义为“科幻未来主义”，体现为“蓝图未来主义”“体验未来主义”和“运演未来主义”。④宋明炜认为晚清科幻小说文本、主题与思想的“乌托邦想象的底蕴却大多来自对于中国传统复兴的信心”。⑤尽管如此，晚清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建构与美学观念变革仍然以学习西方、图强求存的创作宗旨为依托，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力转型”。中国科幻文学“第一次转型”发生于１９４９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叶，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在“向科学进军”重大决策背景下以模仿苏联科幻文学创作为旨归，突出强调其技术乐观主义价值与科普作用，其文体立足儿童文学视角来构建思想内容框架，体现物质生产奇观与精神生活蓝图的诗意想象，以《火星建设者》《梦游太阳系》《古峡迷雾》《布克的奇遇》等作品为代表。“第二次转型”发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起因是科学界与文学界的“观念互动”，即科幻“姓科”“姓文”的辩论。郑文光提出了“科幻现实主义”理念，用以概括科幻小说的艺术内涵与现实价值，即它像“折光镜”一样通过科学幻想来讽喻现实。这次转型的代表作有《珊瑚岛上的死光》《月光岛》《飞向人马座》《温柔之乡的梦》《波》等。“第三次转型”发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生代作家在老作家的翼护下迅速成长，老中青少“四代同堂”奠定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格局。宋明炜套用“新浪潮”概念命名转型中的中国科幻文学，并将其视为中国科幻融入世界想象力舞台的起点。⑥新历史书写与神话重述、生态危机与生物政治、太空歌剧与技术诗学、赛博格与后人类以及张扬女性主义的“她科幻”，构成了这次转型的五种“主题生态”。新技术媒介传受语境与民族复兴的文化生态共同推动中国科幻文学的新转向。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以及陈楸帆、飞氘、夏笳、双翅目等青年作家“出圈”则将这次转型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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