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科幻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不可分，科幻正在成为日常生活：一方面，不少先前的科学幻想已然变成现实，科幻式进步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进步，“现实”成为技术制造之物，真实在复制中解体。（波德里亚，２０１２，ｐｐ．９５９６）超现实的幻象成为每个人所能感知到的唯一现实，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如何反映这种全新的社会现实及人在其中的境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唯有改变把握现实的方式才能真正介人现实，在这一点上，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这种“新”并非高蹈于现实之外的“奇”，而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新的表达机制”，它能够讲述“旧的文学形式几乎不能再记录”的“我们的现实”。（詹姆逊，２００４，ｐ．７，Ｐ．１５）在“内爆”的时代，拟像法则统治一切，真实成为不可想象的乌托邦（布希亚，１９９８，ｐ．２３５），科幻小说成为一种现实主义，成为对“真实”的召唤。而在中国，“科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贯穿了科幻文学的发展。这一术语诞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而后在陈楸帆等青年科幻作家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体现了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作为类型的科幻小说一开始便被晚清知识分子视为新民救国之工具，至十七年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蓝图，在新时期又同主流文学一道参与对过往激情的反思，９０年代以来则在新的日常生活秩序中表征现实。如今，科幻文学步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际回顾科幻现实主义的演变历程是必要而有意义的，经此，科幻与现实的历史缠绕将得以显明，而科幻文学在整个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及意义也将更为清晰，最重要的是，从返观中我们或将寻得“未来的科幻文学应以何种姿态介人现实”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批判现实处境：科学小说中乌托邦的认知功能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一开始是以“科学小说”之名传人中国的。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宣传《新小说》杂志时，将柏拉图的《理想国》（ＴＴｉｅｉ？邙ｍ祕ｃ，约前３７５）、莫尔的《乌托邦》（Ｕｔｏ和ａ，１５１６）、矢野文雄（矢野竜渓）的《新社会》（《新社会》，１９０２）、埃留（ＡｌｂｅｒｔＲｏｂｉｄａ）的《世界未来记》（Ｌｅ，１８８２），以及凡尔纳的《环绕月球》（Ａｕｔｏｕｒｄｅｌａｌｕｎｅ，１８７０）＞《气球上的五星期》（ＣｉｎｑＳｅｍａｉｎｅｓｅｎｂａｌｌｏｎ，１８６３）、《海底两万里》（ＶｉｗｇｔＭｆＺＺｅＬｆｅＭｅｓ？ｓｏｗｓＺｅｓｗｉｅｒｓ，１８６９）等归为“哲理科学小说”。尽管在稍后的《新小说》创刊号（１９０２）上，“哲理”与“科学”被分别作为《世界末日记》（Ｌａ１８９４）与《海底两万里》的标签，但对梁启超而言，哲理小说与科学小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世界末日记》即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饮冰，１９０２，ｐ．１１７）组织而成。几年之后，另一位小说批评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

　　“（定一，１９０５，ｐｐ．１７（）ＨＩ）”哲理“与”科学“的缠绕源于时人的科学观：”科学“包含了形而上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与形而下学（格致学），而且，在”科学“尚被译成”格致“时，它就已经接近一个本体性概念，所谓”浅之在日用饮食之间，深之实富国强兵之本“（佚名，１８９８，ｐ．３）。因此，在当时，凡是”发明哲学与格致学“（梁启超，１９０２，插页）的小说均可视为科学小说。

　　“科学”的真理性意味赋予了科学小说以终极关怀的深度，不过梁启超也深知如《世界末日记》这样的小说只适合“语菩萨”，而非“语凡夫”，真正能够唤起国民政治热情的是《新中国未来记》（１９０２）之类的政治乌托邦小说，或凡尔纳式的科学冒险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与前者想象的“拟换性历史”相比，以科技发明为主题的凡尔纳式的小说并未建构起“异”世界，而仍处于现实世界的框架内，但以科学为基石的政治乌托邦小说则提供了一种观照现实的全新维度，并使革命成为可能。乌托邦在此成为“诊断”与“批判”的工具，“它允许我们返回到具体的环境和情形当中，了解其中的暗点和病理层面”（詹姆逊，２０１４，ｐ．２００）。正是由于梁启超基于“科学”而想象出迥异于中国历史的图景，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辩论才具有了“逻各斯”的意味，读者在这种“指示性话语”中，看到“新中国”作为“未来的”事物出现。同时，“楔子”中的“新中国”并不是“真理的原始所在”，作者真正想要展的乃是真实与现实。

　　？倘使缺少了楔子中的未来寓言这一环，那么，读者从文本中所见的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怪现象”，而非本质。

　　虽然在有些批评者看来小说是“社会之Ｘ光线”（楚卿，１９０３，Ｐ．５），但事实上，如“现形记”“怪现状”等看似直接描摹社会现实的小说却总因“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鲁迅，２００５，ｐ．２９５）而违背了真实。与之相比，晚清科学小说中的乌托邦另建了一个异世界，其中关于真实的逻辑是现实的某种延伸，在此种框架内，即便对现实的描写存在夸张、变形的问题，也同样可以被视作真实的反映。以《新石头记》（１９０５）为例，作者吴趼人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性作家，这篇“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吴趼人，１９９８，ｐｐ．２９９３００）的小说前半部分是对晚清种种现实相的直接描绘，后半部分则营造了一个“文明境界”的乌托邦。宝玉进人文明境界后首先感受到的便是科学的万能，如“性质”之类的无形之物可被轻易检测出本质：在验性质镜面前，人之内核亦无从遮蔽。在晚清科学小说中，“镜”的隐喻尤其值得注意，它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看”的渴望，不仅仅是“看见”，更是“看清”，这是医治的前提，无论是换脑术还是洗心术，均离不开“镜”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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