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猫城记》于１９３２年８月至１９３３年４月在《现代》月刊连载，随后由现代书局发行了单行本，受到读者欢迎，但评论界对其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部小说在国内学术界的评价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它“成为人们所一致责难的目标，从根本上被进行了否定，而且似乎已经成了定论”［１］，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专题研讨。但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它，重新评估其文学与社会价值，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情况，与国内外其他文学作品进行对比，探讨其创作背景和特色，讨论其翻译问题，等等，总体上对其予以肯定。《猫城记》的命运发生如此转折有时代和历史的原因，但争议主要还在于里面描写的“大家夫斯基主义”与“大家夫斯基哄”等的指涉问题。老舍早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家境清苦，１９２４年为了生计前往英国伦敦担任中文教师，见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面貌，六年后才回国，可是很快就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目睹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内外交困、民不聊生、饱受侵略者蹂躏的黑暗图景。有学者认为老舍受个人生活背景的影响，脱离进步思想和革命实践，在《猫城记》的创作阶段“对共产党和信仰马列主义的‘前进的人们’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２］１２８，这也是小说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有学者细致分析了小说里“大家夫斯基哄”的历史以及“大家夫斯基主义”的理论与施行原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这些描写“并不能以其特征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从其他主义、政党中明确区别出来”［３］６２。其原因是老舍对当时各类主义和政党认识不够全面，更未深入其中，所以混淆了一些概念，产生了误解。从老舍在《猫城记》之后深刻贴切的民族书写和积极投身抗战文艺工作来看，“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倾向最终一定导致他关心政党政治，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并且已经为他的全部人生道路所证实”［３］６７。因此，《猫城记》“虽是对现实的直接讽刺，但指向的原因却不一定可以清晰定位，只是较为笼统地反映了国民性或文化批判”［４］。

　　一、《猫城记》：一部软科幻恶托邦小说《猫城记》从遭到冷遇和批判到不断被再版、重印，时至今日依然活跃在学术界的研讨之中，其接受史映照的是中国的探索史和发展史。

　　促成这一变化的还有一个一直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它的文类属性。《猫城记》是老舍所有虚构作品里唯一一部不接“地气”的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与地球有着天壤之别的火星，除叙述者外，主要角色都不是地球人，而是作者想象出来的长着猫脸的人———猫人。老舍在给《现代》月刊主编施蛰存的书信中称，《猫城记》受到英国作家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Ｈｕｘｌｅｙ，１８９４－１９６３）的小说《美丽新世界》（Ｂｒａｖｅ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１９３２）的影响［５］；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里又提到了英国作家威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１８６６－１９４６）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Ｍｏｏｎ，１９０１）①［６］２９。前者是公认的反乌托邦代表作，后者则是典型的科幻小说。但老舍对这两种类型似乎并未深究，没有把《猫城记》归类到两者之中，只是笼统地称其为讽刺文章，而且带着自我否定的口吻表示：“《猫城记》的体裁，不用说，是讽刺文章最容易用而曾经被文人们用熟了的。”［６］２９从《猫城记》发表的时代到改革开放之初，幻想型作品的读者群体比较小众，再加上连作者本人都认为小说的样式并无新意，如此一来，即便没有政治形势的影响，这部小说也很难受到重视，不过是一部被判断为“在艺术方面则基本是失败的”［７］作品。

　　１９８１年，擅长科幻写作的叶永烈以其对这个文类的熟悉程度，在国内首次提出《猫城记》当属科幻小说［８］。不过学界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普遍接受这个说法，仍不时以“寓言体的讽刺小说”［１］、“长篇寓言体小说”［３］６１、“寓言体讽喻小说”［９］、“幻设型讽刺小说”［１０］、“幻寓小说”［１１］等来定位《猫城记》。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全球科技日新月异，人类对星辰大海的探索不断突破以往的认知，科学幻想具有了化为现实的无限可能性，科幻作品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叶永烈的提法得到呼应，《猫城记》里的太空之行很自然地进入科幻范畴，开始被视为“一个引人入胜、十分完整的‘科幻故事’”［１２］。２０１３年世界著名的科幻理论杂志《科幻研究》（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出版了中国科幻专辑，中外学者对《猫城记》的科幻属性有了较为一致的观点。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瑞丽（ＬｉｓａＲａｐｈａｌｓ）教授注意到这部小说在分类上的含混情况，解释道：“《猫城记》既是可以被称为中国科幻的早期作品之一，又奇特地与这个名号格格不入。它借鉴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Ｈ．Ｇ．威尔斯的幻想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创造出来的东西与（中国）２０世纪初的‘未来’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都极其不同。”［１３］瑞丽肯定了《猫城记》属于科幻小说，但在文章的标题上使用了“火星恶托邦”（ＭａｒｔｉａｎＤｙｓ－ｔｏｐｉａ）。中国学者、科幻作家吴岩则将二者结合起来，用“中国科幻的第一部‘软’科幻恶托邦（‘ｓｏｆ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ｄｙｓｔｏｐｉａ）”［１４］来界定《猫城记》，解决了其“格格不入”的问题。

　　要想知道何为软科幻，就要了解与之对应的硬科幻。硬科幻“专注于精准的科学细节和对未来技术发展的可信预测”［１５］，重点在科技探索上。软科幻与之相对，“更关注社会的影响和讽刺的评论，而非科技本身，因此对科学的准确性或技术的可信度兴趣较小”［１５］，而这恰恰是《猫城记》的特点。国外对科幻的软、硬之分始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而国内以刘兴诗和郑文光为代表的科幻创作者也在８０年代初对此予以了区分［１６］，但没有在科幻界之外得到普及。因而，同时期的研究者在否认《猫城记》为科幻小说时给出的理由是：“‘科幻’作品都是从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往往是最新的科学成就出发，描绘饶有兴味的科学技术内容，有的还包含天才的预见，以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同时，总是引导读者注视未来的世界———不论是科技发展的未来结果，或是它带来的社会影响。”［２］１２２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尽管老舍没有什么软、硬科幻的概念，但１９４７年他在为晨光出版公司重新出版《猫城记》所作的序言中表示：“在我的十来本长篇小说中，《猫城记》是最‘软’的一本。”［１７］新序３当然，他所谓的“软”是谦虚地指小说的文笔和才力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至于“恶托邦”（ｄｙｓｔｏｐｉａ），这是一个极易与“反乌托邦”（ａｎｔｉ－ｕｔｏｐｉａ）混淆的概念，两者经常混用。例如，日下恒夫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评价《猫城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反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一次大胆的尝试”［１８］。恶托邦与反乌托邦到底有何区别？萨金特（ＬｙｍａｎＴｏｗｅｒＳａｒｇｅｎｔ）作出了以下区分：恶托邦或反面乌托邦（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Ｕｔｏ－ｐｉａ）：一个被描写得非常细致的，通常有时空设定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图让同时代的读者感到它比自己所处的社会要糟糕得多。……反乌托邦：一个被描写得非常细致的，通常有时空设定的，不存在的社会，作者意图让同时代的读者视其为对乌托邦主义或者某种优托邦的批评。［１９］按照这个区分，再结合《猫城记》的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那个位于火星上的猫国极其落后，政府无治，国民无志，终于在内忧外患中灭绝，即便从表面上来看，也不是什么乌托邦。因此，《猫城记》“不在挑战乌托邦本身，而是根本就写的是恶托邦，而且是恶托邦中最糟糕的一种，也即完全处在无治状态中的混乱景况”［２０］。

　　二、猫国命运：恶托邦的现实推演老舍在创作《猫城记》之前的英国生活经历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之低、海外华人遭受的歧视之深而感到愤怒和痛苦，却又不得不钦佩英国国民的实干精神、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文明程度。他在小说《二马》里具体地描述了英国社会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风貌，借马威之口发出这样的感叹：“看看人家！

　　挣钱，享受！快乐，希望！看看咱们，省吃俭用的苦耐———省下两个铜子还叫兵大爷抢了去！“［２１］对比之下，”当老舍带着欧洲乌托邦回国，而回国所面临的情况却让他极度失望时，他创作了《猫城记》“［２２］。可以说，猫国的命运乃是当时的中国国情如果持续恶化的一种可能性结局，是老舍对现实的一种恶托邦式推演。

　　小说开篇未作任何铺垫，叙述者“我”就已经置身以前从未到过的火星，飞机坠毁，对火星有所了解的驾驶员朋友身亡，而“我”对天文知识一无所知，一下子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这样突兀的出场方式强化了主人公对陌生之地的恐惧感，也符合老舍在第一版自序里所说的“《猫城记》是个噩梦”［１７］自序１－２。猫国整个地理环境的基调是灰色的，作者奇妙的想象力化为出色的描写，在天马行空的发挥中又能以读者熟悉的景物把他们拉回到对现实的观照之中：中国北方在夏旱的时候，天上浮着层没作用的灰云，把阳光遮减了一些，可是温度还是极高，便有点与此地相似；……豆腐房在夜间储满了热气，只有一盏油灯在热气中散着点鬼光，便是这个宇宙的雏形。

　　这种空气使我觉着不自在。远处有些小山，也是灰色的，比天空更深一些，因为不是没有阳光，小山上是灰里带着些淡红，好像野鸽脖子上的彩闪。［１７］７“中国北方”“豆腐房”“油灯”“野鸽”等提醒着读者，“我”即将探索的猫国，或许就是地球上的中国的一个镜像。但是当“我”真正走进猫人的世界时，才发现这是一个不断退化的文明，远远落后于“我”的国度。猫人不穿衣物，没有遮羞意识，外形像猫，“鼻子和嘴连到一块，可不是像猫的那样俊秀，似乎像猪的”［１７］２８。猫人的语言也极其贫乏，词汇量少，讲不明白的道理和事情就干脆不讲。代表着语言成就的猫诗毫无思想内容，只是所谓好听名词的简单堆砌。“我”只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猫话。以“我”作为地球人的眼光来看，仅凭这几点就可以判断猫人在生物学意义和文明程度上没有优势，再加上“我”手上有代表着武力与文明的手枪和火柴，即便一度沦为猫人的阶下囚，“我”也仍然获得了精神上的优越感。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痛陈了中国国民沿袭而来的六个特性：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２３］４０２－４１２老舍将这些弱点在猫人身上放大，以夸张的手法揭示其危害。

　　猫人的奴性主要体现在对外国人的毕恭毕敬和有求必应上。这既影射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崇洋媚外的丑态，也为“我”畅通无阻地了解猫国大开方便之门，使第一人称的叙事逻辑更加严密。猫人擅长窝里斗，对外国人却无比畏惧，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军阀的迷林看护，都需要外国人主持，否则什么都办不成。外国人在猫国打死人，不仅不受任何惩罚，而且法官还要表示感谢。猫国甚至还有一个谚语：“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猫国五百兵。”［１７］５０猫人的愚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文化水平上，识文断字者极少；二是完全不重视教育，入学即失学，幼童开学第一天便获得大学毕业证书；三是迷信，连曾经是“新人物”的地主军阀大蝎都深信不疑，收获迷叶后出发回城时看到鹰便认为是不祥之兆，下令返回，但在“我”这个外国人的武力胁迫下只能胆战心惊地上路；四是没有见识，喜好围观，猫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围着一个石子都要看半天，甚至大批的上流社会人士花钱去围观“我”洗澡。“我”甫一着陆火星，便成为猫人“为我”———自私自利———的目标工具。地主们组团去捕捉“我”，计划让“我”担任他们共有的迷林守护人，但中途各自打起了小算盘，都想独享“我”的服务，结果被大蝎占得了先机。统治阶层如此，其他人也是能不帮人就不帮人。大蝎打死一个猫兵，“我”仗义出手，为这个猫兵讨公道，要求大蝎赔偿其家属，但是问遍其他猫兵，却没有一个愿意说出其家属信息的，因为“对于别人有益的事，哪怕是说一句话呢，猫人没有帮忙的习惯”［１７］５５。公使太太家遭遇房屋坍塌之灾，一家人都被压在砖石之下，“我”出钱请人帮忙营救，看热闹的人群却把砖石一块块抢回自己家里。猫人“好伪”更是登峰造极，他们言不由衷，弄虚作假，毫无信用。梁启超将“好伪”比喻为“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且快意焉”［２３］４０８。猫国上下，各级政府、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俱在，但全是一具具空壳，“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１７］１４７。人人扯着虚伪的大旗，粉饰着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度。全国不事经济活动，全靠售卖两万年积累下来的古物、图书支撑，而古物院和图书馆都已经被搬运一空了，即便没有外力干预，经济崩溃和国家灭亡已然无可避免，随时来临。当外国军队攻打猫国时，猫人的怯懦也发挥到了极致。皇上第一时间弃国而逃；民众不加抵抗，坐等屠城；军队只管朝敌人相反的方向逃窜，大局已定时则为了获得投降的优先权相互厮杀。怯懦的背后是猫人“无动”的本性，“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２３］４１０。举国上下除公使太太一家和真正的爱国者大鹰以外，都以类似于鸦片的迷叶为食，浑浑噩噩，一事无成。然而，可悲的是，当全国只剩下两个猫人时，他们终于“动”了起来，在被囚禁的笼子里自伤残杀，完成自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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